适者生存的原理是自然法则。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中,强者的逻辑依然压制着多数弱者无力的声音。 多边谈判存在局限 为通过多边谈判解决通商课题,世界贸易组织(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体制得以启动,但现实却是双边通商摩擦愈发加深。其根源在于WTO体制并不具备足以有效协调当事国利害关系的强大力量。为扩展自由贸易,多边谈判是解决贸易争端的最佳方式,这一事实各国都充分认识到。尽管如此,由力量关系主导的双边谈判仍然左右着国际贸易秩序,原因在于强国顾虑国内政治,短视地过度执着于本国利益。 一般而言,通商摩擦发生在两国间贸易收支出现严重失衡时。但近来即便与整体贸易收支关系不大,也会以个别产业的贸易收支失衡为背景而发生。像汽车、半导体、信息通信产业这样就业效应大,或其技术对其他产业的关联效应大的产业,越容易被选定为战略产业,相关市场也就成为通商摩擦的靶子。 通商摩擦可视为把经济问题政治化解决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一点在美国提出通商问题并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尤为明显。即把通商课题转换为政治课题,行使政治力量,使与相关国家的谈判朝有利方向推进。 在通商谈判中,官民合作对有效引导谈判起着重要作用。美国政府采取的策略是,把通商课题舆论化并加以借势,或利用民间部门在通商谈判中行使主导权。 美日积极利用“民间” 例如在提出通商课题的阶段,美国通过驻日美国商会和驻韩美国商会,综合整理日本和韩国的贸易壁垒并上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并以此为基础着手谈判,事先掌握对方国家的战略和谈判牌后展开谈判。 日本政府在对外谈判中也适当利用民间部门。特别是上次美日汽车谈判中,日本业界公布零部件采购计划以缓和美国业界的市场开放要求,同时利用美国经销商,诱导他们对汽车进口限制的反对意见和消费者的反弹,从而提高了日本政府的谈判能力。 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应对过于消极、准备不足。上次韩美汽车谈判中,我们被美国单方面逼入守势。而且在通商课题上,政府部门内部也暴露出矛盾,进一步削弱了谈判能力。要提高我国的通商谈判能力,不仅需要政府一贯的战略,支持这一战略的民间作用也必须进一步加强。从这个意义上说,韩美汽车谈判之后全国经济人联合会设立通商委员会、民间企业表示将积极应对通商课题,可以说非常及时。通过这一机构的官民合作,将对提高我国谈判能力发挥重要作用。 但要使民间通商委员会有效运作,该机构必须建立起收集并报告各种限制我国企业在美国经营活动的非关税壁垒资料的体系。当美国提出通商谈判时,也有必要把我们关心的议题摆上谈判桌,以提高政府的谈判能力。此外还应找出美国要求中违反规范之处,展开相应的应对逻辑,并向WTO提起申诉等,开发多样的谈判手段。 同时,该机构应被用作利用民间企业的信息和人力掌握美国通商战略、并事先制定可削弱通商压力的综合对策的窗口。 亟需整体应对战略 举例来说,正如日本在美国当地设立汽车工厂时所体现的那样,对美投资需要有把投资对象地区加以战略性分散的协调作用。在此过程中,政府有必要赋予民间通商委员会类似于美国总统直属“通商政策与谈判咨询委员会(ACTPN:Advisory Committee of Trade Policy and Negotiation)”的作用,并积极支持该机构的活动。为提高通商谈判能力,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通过民间与政府的合作体制、对通商问题进行整体应对的适者生存战略。
1995-10-24 | 金重雄 <현대경제사회硏 원장>
论坛 通商谈判与政企合作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