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为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正式协商全面展开,政府的苦恼也逐渐加重。 此前政府一直表示将于1996年之前加入OECD、跨入发达国家门槛,但加入协商临近眼前时,却对我国经济是否具备消化加入所带来负担的能力没有信心。 特别是此前一味强调加入OECD的必要性,导致将加入负担降至最低的工作被忽视。因此在与OECD秘书处的正式协商以及12月提交加入协商资料(Initial Memorandum)之前,政府内部也出现了现实派的反对声音。 与加入OECD相关,对我方负担最大的部分是资本移动自由化与经常贸易外(服务)交易自由化规约。 两大自由化规约的内容是,必须把对资金流动及金融等服务交易的限制减至最低。 OECD的经常贸易外交易自由化规约与资本移动自由化规约分别由57个、91个项目构成。我国其中仅对经常贸易外交易30个项目、资本移动12个项目实现了自由化。即便按照已向国内外公布的开放计划表,到明年自由化项目也分别只有44个、47个。而OECD成员国平均分别为50个、76个。由此可知我国目前资本自由化落后到何种程度。 对这一部分,统管加入OECD事务的财政经济院内部意见也出现分歧。 直接负责与OECD交涉的财经院对外经济局主张尽可能多地接受两大自由化规约,而金融政策室则以对国内资本市场的影响以及金融、外汇政策的可承受幅度等为由,坚持主张尽量增加保留条款。 一种观点认为应先加入OECD,通过外部冲击促进国内市场发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目前尚不具备承受急剧外部冲击的水平,应逐步开放,两者相持不下。 例如,资本移动自由化规约中关于有价证券交易的8个项目中,我国自由化程度符合规约的项目一个也没有。此外,规定银行及金融服务市场自由化的7个项目中,2个项目完全保留,其余为部分保留,没有任何项目的自由化达到OECD规定的水平。 这些项目大多尚处于自律化刚刚起步的阶段。金融界人士因此主张,应坚持渐进的自由化政策,为金融市场适应自律化措施争取时间。 但问题在于,加入OECD的协商并不像世界贸易组织(WTO)或韩美金融谈判那样是可以发挥谈判能力的舞台。是否能加入OECD,只不过是我方提交一份答卷,表明自己按照OECD精神维持自由市场秩序并将进一步扩大自由化幅度,再由OECD成员国为之评分、决定是否合格的单方面考试。 然而由于1996年加入OECD已被定为至高目标,财经院因而陷入必须摸清合格分数、提交一份既不高也不低的答卷的艰难处境。 近来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院长官洪在圣强调:“1996年加入OECD只是目标,我们不会在背负超出经济承受能力的负担的情况下强行推进。”但实务人员认为,考虑到政治意义等因素,洪副总理的表态不能完全按字面接受。 因此,政府内部也有越来越多声音认为,为把加入OECD的代价降至最低,应在提交我国经济可承受水平的答卷后,不必拘泥于是否加入。 “只要踏实地增强经济实力,不久之后世界经济秩序就难以在排除韩国的情况下讨论,OECD方面自会先降低门槛,而政府似乎把加入OECD当成政治成果。”政府有关人士的这一指摘,正是当下值得反复咀嚼之处。
1995-10-14 | 李世正
“加入OECD先算失”论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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