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09-21 | 金曙雄

星期四早晨 韩美汽车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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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日汽车纠纷开始激化的1992年初,克莱斯勒董事长艾柯卡曾指责,底特律(美国汽车产业)的衰退正是由于日本的不公平贸易惯例,而渗透进美国国内的日本政治、经济势力更不容掉以轻心。这番发言遭到《纽约时报》的猛烈批评与嘲讽。 艾柯卡的妄言 当时,同样谋求连任的布什面对当年11月临近的总统大选,为挽回国内舆论与人气,亲自带领包括所谓“三巨头”在内的美国汽车业界代表访问日本,要求扩大采购美国产汽车及零部件。 《纽约时报》通过社论反驳,一句话就是荒谬之谈。社论严厉批评说,像艾柯卡这样的名人说出那种话,若不是狂热爱国主义,便是煽动排外情绪的行为。 社论抨击称,美国汽车产业的不振并非他国之过,而是几十年来以糟糕的设计和技术把产品推向市场的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等“三巨头”自身的责任,问题恰恰出在“美国制造”上。 社论指出,解决之道也不是责怪他人、转嫁责任,而是在美国造出更好的车。 底特律的工人并不像艾柯卡所想的那样愚笨,员工也不愚蠢。反问道:问题恰恰在于那些以经营不振为由解雇数百万名劳动者,自己却精明地拿走数百万美元高薪而毫无羞耻之心的董事长身上吧? 这一次,美国汽车业界又推着同样谋求连任的克林顿政府,为打开韩国汽车市场大门而做出强硬姿态。 他们乘着让日本屈膝的余势,摆出不惜一战、要一举让韩国屈服的气势。 “韩国的汽车市场比日本更加封闭”(美国汽车制造商协会会长安德鲁·卡德)、“韩国将在5年内给世界贸易带来比日本更大的问题”(福特汽车董事长亚历克斯·特罗特曼)等美国业界人士针对韩国的警告性、威胁性言论接连开炮。 “重视结果”的通商政策 其背景,一方面是对韩国汽车市场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前景的关注,另一方面则是盘算着要从根上掐断成长中的韩国汽车产业再现为“第二个日本”、威胁并侵蚀本国市场的可能性。美国汽车产业原本就不具出口体质。因为安于本国庞大的市场就已足够,其出口从未超过年产量的6%。所以,过去韩国即便开放市场,得利的也不是美国车,而是德国车等欧洲车。 他们自己不做市场开拓或市场适应的努力,却一味认为问题全在韩国市场的封闭性,企图按自己的口味撬开韩国市场,抢占其自认为有竞争力的中大型车市场。 面临大选的克林顿政府也与业界这种蛮横攻势步步配合。 二战后作为自由世界盟主支撑自由贸易的美国政府的传统与良心,不幸已然褪色。这大概是因为对经济实力和产业竞争力衰退的危机感已相当浓重。 尤其是克林顿之后,美国的对外通商政策彻底“重视结果”,对过程和手段则毫不关心。 他们要求提出具体的数值目标或客观标准。 比起整体贸易收支的协调,他们以耳还耳、以鼻还鼻,彻底代表本国业界利益,拿单项产品的贸易不平衡说事。新重商主义的幽灵正在美国复活。 随着冷战体制崩溃、美苏对决格局消失,此后美国正在转向彻底的本国利己主义与经济优先。 因此开放要求也蛮不讲理。只要对本国业界有利,即便对方国家的国民吃腐坏的牛肉、吃满是农药的橙子也毫不在意;一边以有害健康为由对本国国民开展禁烟运动,一边对对方国家国民强推吸烟。 而且,只要挥舞带有浓厚保护主义色彩、无所不能的本国通商法加以威胁,韩国政府便束手无策,总是屈膝。就连这次要求达到日本水平开放的汽车谈判,归根结底也是要求在年销110万辆的韩国市场保障5%的市场占有率。贸易战争开始了 他们全然不顾一滴油都不产的韩国能源状况和道路交通状况,只要美国车好卖就行,强迫韩国给予中大型车税收优惠,这是干涉内政。 美国自身也适用2.5%~25%的差别关税,其中厢式车最高达25%,却要求韩国把比欧洲还低的轿车关税降到美国最低关税水平2.5%。 即便答应这些要求,问题也不会解决。一旦预期的出口成效未能立即显现,他们又会找新的借口制造纠纷。 韩美之间的汽车摩擦现在才刚刚开始。韩国汽车产业越具备竞争力,摩擦就越会激化、扩散。 过去十余年美日之间摩擦的经验正是如此。因此不必一喜一悲。问题在于我们要有从容不迫的态度,必须放长眼光应对。 非要等对方举起棍棒才屈膝、该给的都给了却还是事后被打脸的低姿态通商外交,不能再继续了。 韩国被轻视的原因正在于此。<编辑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