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08-01 | 李賢宰 (前국무총리·학술원회원)

首尔经济新闻创刊35周年特别投稿 “政治 经济 文化的均衡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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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概而言之,正在以全球化为特征的巨大变革之中跨入21世纪。所谓全球化,在经济上意味着既包含以无限竞争为象征的激烈竞争关系,又包含以地球村化为象征的合作关系的秩序。过去世界经济确实同时存在竞争与合作关系,但各国对确保竞争优势抱有更大的关心。然而近来,除确保竞争优势之外,各国同样被要求在世界经济框架内为共存而分担角色、承担份额,即需要合作关系。 若按形式逻辑,竞争与合作的共存或许令人感到矛盾,但按现实逻辑,二者是同时被需要的,甚至有发展为相互补充关系的迹象。一国国民经济要生存,不言而喻必须在各领域不断积累确保竞争优势的努力。但即便某一国民经济成功确保了竞争优势,也不可能仅凭这一点就永远独也青青、独享繁荣。相反,当今世界的普遍认识是:一国国民经济的竞争力越处于优势,越紧密地维持国际合作关系,就越能形成进一步维持和强化竞争力的互补关系。 考察这种认识变化背后的世界经济秩序变化,首先不能不指出各国经济体制的变化和彻底的互惠主义普遍化。 南北经济异质属"不幸" 经济体制的变化应从"历史的终结"中寻找,即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以后直至冷战体制崩溃期间持续的"以意识形态对抗为内容的人类历史的终结"。曾分为资本主义体制与社会主义体制的世界经济体制,以冷战体制崩溃为契机,全都收敛于市场经济体制。唯独朝鲜半岛至今仍存冷战体制,经济体制上南北亦为异质结构,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不幸。无论如何,世界范围内经济体制统一于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各国经济之间开始适用共同的竞争原理。这一事实既包含国际经济竞争关系更趋激烈的一面,也包含各国经济之间互补关系领域扩大的一面。 其次,互惠主义意味着一种新的贸易秩序:超越各国间政治关系的紧密程度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差距,以对等条件为基础进行贸易与谈判。这种互惠主义必然伴随所有国际交易关系的开放化。乌拉圭回合(UR)达成后启动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体制的精神,对此作了集中说明。二战后很长时期内,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依据政治同盟关系或经济发展阶段的差距,在国家间贸易的关税及其他各种贸易条件与惯例上,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发展中国家适用优惠措施。这类措施也曾通过保护效果促进了落后国家经济的开发。但如今这种依靠特惠的贸易关系正在消亡,互惠主义与平等的市场开放正迅速推进。 从韩国经济的发展条件看,一直以对外导向方式持续实现经济增长的我们,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变化无疑受到冲击,但这本已在预料之中,只是要求尽快应对与克服。基本上只能立足于对外导向方式的我们的发展条件,短期内看不出会发生变化。既然如此,若不能对应这种国际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及走向自律经济的国内政策环境变化,实现对世界经济秩序、贸易秩序认识的根本转变、经济政策方向与结构的划时代转变、企业经营方式新机轴的形成,经济与企业的成长将十分危险。 国际与国内环境的变化,使我们迄今沿袭的政策框架和企业经营方式再也无法追求经济或企业的进一步成长。换言之,依靠迄今方式的经济与企业成长的边疆正在消失,探索新的成长边疆已成当务之急。 扩张政策须慎重 我们目前同时面对后发发展中国家与技术先进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着艰难的竞争。本应通过向海外转移而整理掉的陈旧产业依然残存,与中国、东南亚各国等低工资国家如同泥田斗狗。一方面又与吝于技术转让的技术先进国展开力量悬殊的竞争。在先进国与后发国的夹缝中对双方都占据竞争优势是不可能的,必须清理与其中一方的竞争关系,构筑以与另一方竞争关系为中心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在已进入技术密集时代之际,对于成熟产业、陈旧产业,应通过扩大直接投资等方式尽快向后发国家转移,以减轻与其竞争带来的负担,同时通过积极引进与开发先进技术,强力推进形成适合技术密集时代的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 另外,也有必要警惕以产业结构现代化为名,第三产业比重扩大而制造业占比过度萎缩。随着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是一般趋势,但就韩国经济而言,尽管存在这种一般规律性,从制造业所具有的产业意义看,仍应抑制其比重的急剧下降,并在政策上注意维持一定比重。最近政府报告中有令人鼓舞的内容,称199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1万美元、2001年将达2万美元,但有必要留意国民收入按要素、按产业的结构是否体现出经济体质的强韧。 无论是进入2000年代、技术密集时代还是信息化时代,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是抑制通胀、稳定物价。在通胀进程中,物价容易上行开放而下行僵化,具有不可逆性质,因此一旦上涨的物价极难回落。经验实证表明,在采取同等程度的紧缩政策或扩张政策时,扩张政策对物价的波及速度快得多,影响幅度也更大。这是很好地说明采取扩张政策需要慎重的资料。通胀高涨、物价飞涨会抹掉经济增长的成果,就此也需要冷峻的认识;同时还应深刻认识到,物价稳定是工资稳定、价格竞争力强化以及整体经济稳定的基础。 与此前资产通胀之下的经济增长相关,对于今后相当可能到来的资产通缩之下的经济运营问题,也应视为需要大量研究的课题。 最近,扩大社会间接资本(SOC)的必要性受到强调。这非常妥当。今后社会间接资本投资应从古典概念的SOC投资,转向对教育、信息产业等相关投资赋予高度优先顺序。承担技术密集时代的人力,必须具备科学技术以及设计能力等高度专业性。我国人口或人力的素质向具备这些属性的方向发展,是国家与经济发展的基本基础,对教育、研究、培训进行划时代投资的必要性也正在于此。这同时也是积累替代物质出口的非物质出口潜力的途径。 开发"韩国特色之物" 关于放松管制问题想说一句。政府作为经济政策的主体,有责任确保国民经济的稳定与增长。为此如有必要,对国民经济活动的介入便不可避免。然而,鉴于民间与企业的规模及活动已日趋庞大、民间自律经济的广度与总量不断扩大,且与开发年代不同,政府对企业及民间经济活动的支援也大幅减少,各种管制的逻辑依据确实在减弱,政府的管理能力也已力不能及。应通过尽可能最大限度的放松管制,为培育民间或企业的自律竞争力创造契机。举一例,美国里根政府曾将放松管制作为激活市场与生产的核心措施之一。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供给侧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对此加以玩味,当可作为一种参考。 全球化在国际上同时带来了竞争、合作与标准化。这三个因素,若我们不占据优势或积极参与,显然将在国际社会、在全球化队伍中被淘汰。而国际形势既有作为一定大潮流的趋势,同时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应对这种趋势与不确定性的智慧和能力。为此,牢固保障国家竞争力,即国家能力、国家公信力的国家、经济、企业三方的体质与结构强化,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而在国内,对企业成长的期待及其社会责任也被更强烈地要求。随着民主主义的伸展,国民的福利需求与实现经济正义的要求增大,这种现象将更加突出。 关于全球化以及国内外条件变化所带来的经济课题,上文已指出若干。经济是因果分明的,必须投入必需的要素,并经过一定的怀孕期间,才能获得期待的结果;基于这一原理,应有执着的革新努力。而国家竞争力意味着国家的综合能力,因此需要的不是经济独走,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均衡全球化与先进化。进而,随着经济增长,只有当官僚、企业家、技术人员、劳动者等各职能层以透彻的职业精神为基础实现意识结构的成熟,即意识成长同步推进时,才能实现无法仅以国民生产总值指标说明的稳定经济发展。 未来的国家发展、经济发展,可以说取决于能让韩国特色之物通行于世界、又能让世界性之物被接受为韩国特色之物的开发能力与消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