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07-28 | 李滿基 <한양大 교수>

时论 流于表面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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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几乎没有人认为我们的经济政策运行良好。尽管实现了高增长、物价也趋于稳定,多数人仍对政策运营感到不安。原因在于,尽管高增长、景气繁荣,实际陷入困境的人却更多,而且政策无法预测。 “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扩大 财经院表示,下半年仍将景气繁荣,今年将录得9.2%的高增长,但经常项目逆差预计为80亿~90亿美元,下半年将把重点放在总需求管理与物价稳定上。消费者物价即便经历地方选举也未出问题,而当局却不去忧虑接近10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逆差、只顾物价稳定,这本身就是以常识无法预测之事。与其在此评论短期政策目标,不如先审视国民对政策心生不安的根本原因。 第一是统计上一片繁荣、实际困难却更大的现实问题;第二是政策当局在看问题的视角与解决问题的方法上缺乏历练与思想(哲学)的问题。这两点极为重要。 首先,尽管景气繁荣困难却更大的现实问题,源于经济的两极化。经济两极化会进一步扩大相对贫困与矛盾。所谓的新经济当局没有重新构建政策框架,反而以全球化为名放任经济力量集中与垄断,未能阻止两极化。可谓新经济当局唯一政策的“放松管制”,不仅是全球化的要求,也是清算权威主义式政策干预、尊重市场经济的当然要求。然而市场经济也需要秩序,放松管制也要求一定的框架(范式)。放松管制绝不可能是自由放任。现实中,自由放任十之八九会带来两极化。 所谓文人政府高举改革,抛弃了此前的经济运营框架,却未能建立新框架,致使政策框架出现空洞化。以青瓦台为中心的部分改革主义者在未备新框架的情况下就要求抛弃旧框架,而实际执掌行政的官员又不愿轻易放弃过去形成的官僚主义框架,由此造成混乱。 改革政策左右摇摆 这不只是政府的问题。实际上,作为产业社会主角的企业、作为总需求主角的国民,在经济行为上别说建立新框架,连抛弃旧框架都不愿意。甚至连什么是应当抛弃的旧框架都不愿去想。 反而部分阶层以过去权威主义式的开发独裁对经济增长更有效率这一悖论为据,不肯抛弃旧框架。 最近政府与执政党之间围绕改革政策出现混乱。经济政策基调正被政治逻辑、选举逻辑所动摇。 有人说,过去韩国的经济增长在世界范围内是成功且堪为典范的,要向后发工业国提供“韩国型经济开发模式”。 这话意味着权威主义经济比西方资本主义更有效率。若非如此,后发工业国该学的是发达国家,没有理由学我们。 这话果真正确吗?若正确,那文人政府也需要权威主义。事实上,也无法检验文人政府是否已完全抛弃权威主义。有人批评文人政府在追求新权威主义。 无论理由如何,说权威主义时期经济成功,仅仅是因为经济增长率高于发达国家。但由高速增长推出在各方面都更有效率的结论,存在逻辑跳跃。MIT的杨(Alwyn Young)在《数字的暴政:东亚增长的统计与现实》(NBER研究丛书,1994.3)一文中,将亚洲四个新兴工业经济体(NIES)的高速增长经验与生产要素投入及生产率增长作比较分析,检验出其主要依赖要素投入的增加。 应抛弃“增长第一” 此外,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亚洲奇迹的神话》(Foreign Affairs,1995.5.8)一文中严厉批评称,包括新加坡在内的新兴工业经济体的高速增长依赖要素投入,1950年代的苏联也是如此,并强调资本主义经济不仅需要劳动与资本的投入,还必须伴随效率的提高。 不仅如此,克鲁格曼还指出,同时增加要素投入与生产率(效率)、实现正常资本主义高速增长的经济大国日本近来大幅停滞,此前一度流行的日本将在2000年代超越美国之说只是画饼,并强烈否认部分关于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可在2020年前后超越发达国家的主张。 政府首先不应只看我国经济的表面,而应深入审视问题根源,抛弃权威主义政策当局所追求的重外形的旧政策框架。 最重要的是,应建立经济运营的新框架,不要陷入放松管制的简单逻辑而不负责任地自由放任,而要在所有领域追求效率,特别是建立强力排除低效与不公的经济运营框架,从而运营国民可预测、可信赖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