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最近与朝鲜的大米问题谈判及交易所显示的,我们对于如何应对朝鲜经济,已不可避免地需要更为慎重、系统的政策考量。 首先第一点是,朝鲜经济的基础设施几乎都建立在"日本殖民时期遗留物"之上。特别是在朝鲜战争战斗停止后,金日成在进行战后重建时,结果把全部焦点放在了恢复日本殖民时期的工业设施上。 投资偏重军需产业 这也是其停留于那一水平的原因。除非摧毁全部经济设施、从基础开始重新建设,否则要恢复朝鲜的经济基础设施,就必然需要掌握全部设计图纸的日本之力,这就是其困境所在。仅列举水丰大坝、降仙炼钢厂、黄海炼钢厂、兴南氮肥厂等几处,便可知日本殖民时期的工业基础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朝鲜经济的基础。 第二点,恐怕朝鲜的经济制度将成为朝鲜经济最大的困境。金日成在朝鲜战争转为停战后,立即在经济政策上明确采取了"重工业优先主义",彻底清洗了主张"轻工业"与"农业"并行的势力。金日成以重工业、即军需工业的单一路线为前提。从军事上看,无论从今天朝鲜的核军事政策,还是从朝鲜唯一可出口的产业就是军需产业这一点来看,朝鲜的政策是成功的。 但这并不是冷战结束后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对韩国而言,它始终是南北经济关系上沉重的障碍。除非对此加以"修正",否则南北经济关系将成为悬在半空中的经济合作。 第三点,朝鲜经济完全是以金日成的"现地指导"为起点并推进的。维尼纶工业园区在首次现地指导之后过了3年才为奠基仪式动土,就是其代表性例子。这就是朝鲜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央集权化的困境。因此也就意味着,朝鲜绝对缺乏能够"修正"朝鲜经济的经济精英。 可以与我们启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设立经济企划院、把包括韩国银行在内在海外学习的大批年轻经济精英集中起来的做法作对比。朝鲜没有经济官僚。正因如此,连大米问题也要由数十年来负责对南政治工作的全今哲出面。有军事精英,却没有经济官僚精英。 经济精英极度不足 第四点,朝鲜要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就必须创造对内的"市场"。朝鲜没有市场,一切都按"配给"体制安排。 其困境在于,若不在朝鲜内部创造一定程度的市场,就不存在能够创造出口或财富的对内基础。没有对内市场,未来的朝鲜经济无法存在。然而困境还在于,朝鲜若在其体制内施加创造对内市场的修正,就必然伴随对朝鲜主体思想的修正。 第五点,朝鲜的技术水平存在问题。朝鲜战争刚结束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朝鲜工业技术的恢复与重建,归根结底只以恢复原有日本的技术水平为目的。要引进更高水平的技术,就必须开放"主体思想"这一政治封闭,而它一直拒绝这样做。"主体思想"成了接受新工业技术的绊脚石。 恢复日本遗留的工业技术固然了不起,但今天朝鲜经济的困境之一就意味着,若不引进划时代的工业技术,朝鲜经济的转型是不可能的。 第六点是朝鲜的"贸易体制"问题,也就是"出口"问题。韩国所幸在冷战之下能够尽情享有自由世界这一巨大市场。相反,朝鲜如今虽想稍稍转向出口型,但许多国家早已超越朝鲜的经济实力占据了既有市场,而且正如美国的例子所示,发达国家的市场也变得难以轻易进入。与过去韩国经济推进出口型时不同,朝鲜正面临艰难的出口政策局面。 亟需系统性接近 第七点,朝鲜经济转型中最关键的条件,是能否具备使经济与政治在多大程度上分离的政治价值体系。因为在南北大米问题上必须由负责对南工作的官僚出面、金正日隔壁房间就是银行的这种政治经济体制之下,几乎是绝望的。 第八点,朝鲜经济的新方向与模式,最终不可避免地要从韩国经济的发展与模式中寻找。我也认为必然会如此。最大的问题是,需要天文数字资金的朝鲜经济体制"基础设施"由谁来负责。 在这一点上,我要促请我国经济界对其对朝接近方式作深刻反省。本应健全地推动朝鲜经济转型的韩国经济界,却只是送钱上供、敷衍行事,这种非系统性的接近正在"误导"朝鲜。我认为朝鲜已经受到了比日本朝总联系更甚的接近,以致足以对韩国经济界产生错误认识。 因此,朝鲜对韩国经济的接近,也正是其以工作方式接近韩国经济的原因。因核问题向日本政府有关方面要求中断朝总联系资金对朝供给时,对方虽表示认同,最后却反问:你们知道从首尔有多少巨额资金流入朝鲜吗?那时只能哑然。我认为,现在是我们应当系统性地接近朝鲜经济的时候了。 因为仅从上述几点朝鲜经济的困境来看,这就不是简单的问题。恐怕在朝鲜无法转变经济体制时,最终将由军事精英来"修正"朝鲜体制本身。
1995-07-19 | 李基鐸 (연세대교수·정치학)
时论 朝鲜经济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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