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比喻或许有些奇怪,但统治殖民地必须先做民俗调查。英国把印度殖民地化时也是如此。不了解那个民族的宗教以及风俗习惯,就无法制定统治计划。 要做国土规划和区域开发,必须先做国土调查。国土调查以整个国土为对象,包括按地区对人口、土地、社会及经济事项进行的人文调查,以及以河川为对象的流域调查,其中核心是水文调查。 所谓水文调查,就是调查雨水降落到地面并流入大海的过程中发生的一切现象。这项工作中比重最大的是雨量和流量(水位)。雨量方面,按地点调查记录月雨量、一日最大雨量、连续两日最大雨量等。流量方面,也按地点详细记录低水位、平水位、平均水位、最高及最低水位等。桥梁设计需要交通量调查。知道交通量才能确定桥梁的宽度和高度,而还须有水文调查资料才能确定过水断面。 城市规划同样绝对离不开水文资料。填埋河川用地时确定高度,制定水路和排水计划,没有水文资料都不可能。至于自来水计划、工业用水、农业用水计划,更是不必多说。水库或大坝设计也要有水文资料,才能确定蓄水量和排水闸门的大小。 韩国的水文调查始于日本殖民时期。1910年至1924年的14年间,对南北韩15条大河川实施的所谓朝鲜河川调查即为开端。该调查成果汇成三卷庞大的报告书,对韩国河川作出了科学的解释。既掌握了各河川的坡度,也查明了洛东江洪水灾害最大的原因,完成河川综合诊断之后,以此为基础从1925年起正式着手治水工程。 1962年,建设部出版了《韩国水文调查书》。它汇总了日本殖民时期的记录与光复后至1961年的资料,包含138个地点的水位记录和172个地点的雨量记录。这项工作的主角是韩长会(已故)和李润植(原水资源公社社长、现设施安全技术公团副理事长)。 此时,水资源局理水科派柳泰容(原水资源局长)赴美国进修水文学一年。1964年派高在雄(建国大学教授)、1965年派金桂稿(Unisystem Korea社长)赴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修习水文学。随后1966年金永焕(韩国建设资源社长)与朴文奎(现居美国)赴印度勒克瑙大学,1967年李善浩(韩国土地开发公社综合监理团社长)赴意大利的大学,宣坦(同一技术公社副会长)赴东京大学,各自学习水文学一年后归国。此外还安排为期一个月至三个月的考察计划,让许多公务员进修先进国家的水文学,从而确保了人力资源。 再加上从日本归国的金丽泽(原水资源开发公社技术理事)加入,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团队。 水文调查不像人口调查那样每隔几年做一次就有意义。必须是每年365天持续积累的统计。没有持续的水文资料,一切土木工程的设计都不可能。这项工作不为人所见,是在背阴处进行的,因此既无人知晓,也不是出彩的活儿。但这些人怀着使命感一直干、一直干。 他们在1964年构想对四大江实施流域调查。首先实施了汉江流域调查(1965~1971年)。从美国获得135万美元,由金丽泽任团长,加上美国技术人员,员工接近100人。1967年在国际开发计划(UNDP)的协助下,在大邱设立洛东江流域调查团,持续了7年。1968年利用对日索赔权资金,在大田的水资源开发公社内设立锦江流域调查团。这些调查分别进行了5年和4年。四大江流域调查的总负责人是柳泰容和李润植。该调查在当时是世界级的河川调查事业,也是1910年代日本殖民当局实施朝鲜河川调查之后50年才再次实施的划时代事业。以四大江流域调查结果为基础拟定的,就是所谓的水资源开发十年计划。 水资源开发十年计划有史以来第一次查明了韩国的水收支。 即查明年降水量为多少,其中蒸发多少、渗入地下多少、平时流入河川多少,而其中我们使用的水量中生活用水多少、工业用水多少、农业用水多少。 这一计划是韩国水资源开发的圣经。该计划的主角是金丽泽、金桂稿、高在雄、李润植等人。第一次国土综合开发计划以这些资料为基础,把河川流域作为规划单位。这是世界上首例。日本的藤井教授曾把这一事实报告给国际会议。河川的水文与灾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然而80年代某位长官却把灾害对策业务移交给了内务部。真是令人寒心。不知打算如何管理21世纪的国土,如今的水资源局连负责调查业务的科室都没有。
1995-07-14 | 金儀遠 (경원大교수)
实录建设部 <59> 把青春献给河川调查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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