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近来《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经历美日贸易摩擦的漫长历程之后,美国的对日观已不知不觉从日本威胁论转为“日本回避”(Japan Passing)。据称这是美国普通民众对日本的漠不关心、复苏的美国产业界特别是高科技界的自信,以及美国官界挫败感等因素交织的结果。 美日摩擦出现缓解迹象 部分日本人士担忧美国对日观的这种变化是否意味着向中国倾斜,但笔者只是从美日贸易摩擦如今已走入死胡同、从而两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线索可能一点点得以理顺这一角度,来思考这对我们意味着怎样的机会。 从美国在加征报复性关税期限仅剩数小时时达成的美日汽车谈判,以及日本联合执政党同意接受此前一直回避的数值目标——把目前相当于GDP 3%水平的经常项目顺差在三年内压缩至1%——这一事实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广场协议(1985年9月)以后持续推进的日元升值,自1989年以后趋于平缓。但随着美国克林顿政府上台,在美国推动日元升值的压力和美日长期利差缩小的作用下,1993年2月以后再现的日元强势,以今年3月墨西哥危机为契机大幅升至1美元兑84日元区间。原本两国间的贸易失衡是极难通过汇率变动来调整的结构性问题,两国都存在这一问题。 首先看美国,虽然尚未经过总统批准程序,但为解决储蓄不足(IS缺口)问题,美国国会近日通过了平衡预算法案,内容是以削减高达8940亿美元的医疗支出为前提,在到2000年为止的今后7年间消除长期性财政赤字,并减税2450亿美元。美国经济在冷战结束后,除了原先用于军事目的的资源具备转向非军事用途的余力之外,近来随着美国企业生产率提高和工会影响力减弱,自然失业率水平下降,以至于出现了需要上调潜在增长率的部分讨论,可谓相当稳健。此外,由于美元是国际关键货币,美国的赤字并不伴随成本。只要作为国际流动性来源不超出适当节制范围,很难认为其信用立即受损。不过,当进口品使美国国内产业受损时,收入与就业的流失是个问题,但美国企业通过此前的美元贬值、信息革命、企业重组以及国防部门研发向民用产业部门的转用等,在生产率提高和新兴产业发展方面情况正在好转。 日元升值基调恐将长期化 但日本的情况完全不同。 第一,日本未能实质性废除对内需或服务等缺乏竞争力部门的市场准入及进口开放的管制,也未能实施通过失业者再培训等就业转换的产业调整政策。其结果是内外价差扩大,即购买力平价与市场汇率之间出现偏离。 第二,未能通过扩大公共投资等增加向非贸易品部门的资源配置,进而通过扩充基础设施、住宅和服务来提升生活质量,即未能推进财政改革。 第三,作为应对日元升值而选择的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其带来的生产基地外移和全球经营体制确立,反而增加了以美元计价的零部件生产与返销进口,成为扩大贸易顺差的因素。 此外,在经常项目顺差的海外回流方面,也因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主流,加大了日元升值压力,并引发日本国内产业空心化的担忧。 第四,目前日本经济陷入自1991年4月开始的长期所谓“平成萧条”之中。日元升值基调在此之上加重了通缩压力。尤其是泡沫破裂后金融机构持有巨额不良债权,导致信用创造能力中断,这降低了日本经济的自我调整能力。 第五,日本在高速增长期以及第一、二次石油危机期间,通过获取和开发新技术,配合产品周期不断推出新产品作为主力出口商品。广场协议之后,作为应对日元升值之策,在同一行业中也提高了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重。但今后可以认为,短期内靠技术开发提升生产率的余地并不大。 强化竞争力迫在眉睫 综合以上各点来看,日本经济一方面存在价格破坏、国内通缩和产业空心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经常项目顺差基调持续,陷入自我矛盾之中。因此日本面临的课题是,要顺应包括日元升值在内的内外环境变化,把此前以生产者为中心的产业政策、企业经营体系等陈旧范式转变为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新范式。但不言而喻,这并非短期内轻易可成之事。由此看来,日元市场汇率虽会因短期危机因素而波动,但认为日元升值时代将相当长期化,应是妥当的。 换言之,笔者相信日元升值现象对我们而言不是一次性课题,而是可以在中期内作为韩国经济一个转折点加以利用。仅从日本总进口中来自韩国的机械类进口比重在1979年至1994年间由8.5%大幅提升至28.5%这一实绩看,也可以期待日本应对日元升值的选择会给我们带来相当的溢出效应。日本可选择的情景是:①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内需;②下调官方贴现率;③开放市场与进口;④以上几项的组合;⑤置之不理。最后一种情形因通缩可能性较高,可认为实现性渺茫。 最后,为把这种日元升值基调化为机遇,我国经济的竞争力必须增强。为此,笔者认为重要的是:第一,通过物价稳定实现名义利率稳定;第二,通过建立劳资协作体制消除成本型通胀的土壤;第三,有效帮助中小企业完成结构调整课题。
1995-07-04 | 李昌圭 (한국은행 감사)
论坛 日本回避论与我们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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