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06-29 | 李漢久(대우경제硏 소장)

特别投稿 6·27之后我们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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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论地方自治团体相关选举结束后将形成的经济条件与政策环境,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来思考。 第一,存在与选举本身无关而既定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就今年下半年至明年上半年将展开的经济环境而言,是8~9%的经济增长率、6%左右的消费者物价上涨率、80亿~90亿美元水平的经常项目逆差、14~15%的工资上涨率,同时令人联想到相当于1990年度50%水平的日元升值、今后略为走强的韩元汇率,以及有所放缓的美国和中国市场需求。即便在当前的景气状况下,差距不断扩大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出口产业与内需市场等经济的双重结构也很难得到纠正。 第二,有因举行选举而使政策环境发生变化的部分。举行选举后,实体经济、资产市场、劳动市场、收入分配、各地区景气状况都会与不举行选举时有所不同。当然,这些方面的变化会因选举资金投放的程度、开发承诺或讨好式行政的过度与否、财政支出或金融宽松政策的程度、基本景气状况、选举期间人力动员的时机与规模、社会成员对选举的关心程度或职业意识而呈现很大差异。 此次地方自治选举的影响虽可在与过去选举相似的范畴内加以分析,但首先可以指出比过去选举更有希望的一面:官权介入较少、选举资金难以散播、选民反应较为迟钝。 然而看选举后的影响,值得担忧之处颇多。以此次选举为开端,还将接连举行数次重要选举,因此选举结束后即便是必要的些许稳定政策,也不易具备实施的政治条件。也有人担心在今后每年都举行选举的过程中,政治逻辑会比经济逻辑更加生活化。政策的不确定性由此而高。 第三,根据此次地方选举结果,预计将出现政界重组乃至现政府内部势力关系的重新整编,因此政策推进方向或能力方面可能出现重大变化。随着内阁制修宪被正式提及,将连带引发民自党内部的追责论、国会活动的失序、司正氛围、政策日程的延迟等。经济运营方向可能改变,原定的各种立法也将受到阻碍。此外,瞄准明年大选而采取短期民粹主义政策的可能性也很大。只是行政的混乱将侵蚀这仅有的一时效果。 第四,随着地方自治制度正式实施,变化将相当多。由于新的期待与开发意愿先行,经济活动趋于活跃,代价是一定程度的无序不可避免。中央政府的纸上行政或求业绩作风将减少,代之而起的是地方政府的试错将频繁发生。 过去被压抑的现场必然出现的过度反应与炫示性行为的副作用将持续一段时间。地方自治制度实施初期,会高度关注强化中央与地方政府、各地方自治团体之间的政策协调功能,但随着时间推移,将强烈要求把管辖权移交至地方自治团体能够正常履职的程度、完成组织构建与人力补充,并推进为扩充地方财政的制度改善。 有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会瞄准管辖权展开行政服务竞争,有时中央政府的政策实施要求也可能被置之不理,因此中央层面划一且不合理的政策将大为减少。也就是说,随着选举生活化,讨好式行政会增多,但经济运营的框架不得不朝协作与协调的方向转变。 面对上述政策条件,我们应做什么准备? 第一,必须改变政治居于经济、社会、文化之上的社会体系。也要求行政中立化。摇摆不定的政治逻辑践踏其他领域逻辑的情形越少越好。 第二是政府与民间的角色分担。期待重视程序、优待现场的行政。必须通过大胆放宽管制(尤其是金融市场自由化、服务产业准入自由化)、公共部门的缩减调整、生产率工资制的确立等,提升整个经济的效率。同时,正值环境变化剧烈的时期,尤应对资金市场的动向及社会心理状态给予更多关注。 第三,中央与地方的角色分担必须明确。应尽快使各个地方自治团体能够正常履职,将中央政府的事务处理指针客观化、手册化,同时大胆下放优秀人力,把相当部分国税收入大幅划拨给地方,并尽快缩减中央政府层面的机构。相应地,地方政府应在与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同等的比重上,为培育中小企业与地方产业国际化发挥最大能力。 第四,构筑物价稳定基础的努力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为了回避开放化时代将至的各种风险(例如:事实上的韩元升值、双重结构深化、国际收支逆差幅度与外债增加),这必须成为所有政策的首要课题。只是须牢记,个别价格指导方式随着地方自治制度实施不仅难以践行,而且只会扭曲国民经济,因此虽然困难,也应采取正面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