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国会通过次年预算案后,建设部惯例上会在22日左右召集地方国土建设局长与道建设局长会议。该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向地方局及各道通报预算内定额。这项活动结束后,从23日起便进入总统年初巡视的准备工作。既没有圣诞节,也没有元旦连休。 1966年年末,崔钟声次官也拟好了报告方案的大纲,其中包括对此前受到总统误解之事的说明。然而12月27日,全礼镕长官换成了金允基长官。他向前任长官说明年初巡视报告方案,对方让其照原样进行。工作接近收尾的1月3日,金长官出现在工作现场。他掏出钱包,大家以为是要发慰劳金。其实不是。掏出的备忘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句。内容是要从根本上颠覆年初巡视报告的内容与体例。要求在报告开头写明今年竣工的工程是什么、将要开工的工程有哪些。那像是土木工程管理厅才会做的东西。虽指出其不妥,但对方让照吩咐办。无奈只得照此编写。 年初巡视之日到来。金允基长官作了报告。以“今年将竣工的工程在几月有哪些哪些……”这样的方式。听了一会儿的总统发了脾气。说:“不知在说什么。崔次官出来说明一下。”因为为万一之需准备了最初拟定的图表,于是迅速换过来作了说明。总统说了一句“报告做了两种啊”,便离席了。 1967年10月3日长官更换。朱源(1967·10~69·2)与金允基长官是朋友关系。因在6·25时期担任过建设协会理事长(即现在的会长),与土木界元老崔景烈(前首尔市副市长)和李凤寅(前交通部设施局长)也很熟稔。尤其与李氏是咸兴高普的同期同学。我国最早讲授城市规划课程(首尔工大)的人也是朱源。 1959年他创立了国土规划学会,那时许多人还不知道国土规划是什么。6·25时,他以当时内务部土木局的中央城市规划委员身份,在临时首都釜山参与了首尔复建规划,收复后又在金太善与许政市长的恳请下担任首尔市城市规划常任委员。此后任首尔新闻主笔和经济科学审议委员,5·16之后担任国家重建最高会议咨询委员,负责建设部事务。这时他也兼任中央城市规划委员和国土规划咨询委员。总之,朱源与建设部有着深厚的渊源。 他被选任为建设部长官,或许还有其他原因,但也有一说认为其博士学位论文是契机。自由党末期,他在东京教育大学(筑波大学前身)以题为《后进国家高速公路建设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的论文取得博士学位,据说这被朴总统知道了。 朱博士长期与建设行政结缘,作为城市规划与国土规划的开拓者,他一就任长官,却把自己的专业领域交给实务人员,被恰好开始的高速公路业务缠住无法脱身。随着高速公路建设启动,建设部的机构和预算大幅增加。成立了囊括各部门的国家干线高速公路规划团,道路科升为道路局,还设立了以一级官员为所长的京釜高速公路工程事务所。道路公社也随之成立。岗位大量增加,职员的人事积压也得以缓解。 1968年,朱源长官将以往以治水为中心的河川法大幅修订为加入利水功能的法规。由此也从舆论那里得到了“朱先达”的绰号。朱长官还提议把京釜高速公路命名为统一大路。高速公路事务步入正轨后,为强化经济班底,他要从经济企划院调来金学韶局长、从经济科学审议会议调来许在荣科长(前建设部长官),为此把一名局长和一名科长转出到经济科学审议会。不久局长回来了,科长却没有回来。直到退任数年后他还对此深感遗憾。 朱长官的座右铭是“止于信”。意思是要相信他人。总统题赠的手书一直挂在长官室里。与座右铭相称,他大幅修改了委任专决规定。要求减少呈交长官、次官批阅的文件。 当时韩国日报有一位金日成大学出身、名叫南郁(已故)的编辑副局长。金永烈记者(首尔经济新闻社长)找到一位金某科长,问能否帮忙解决南副局长的住房问题。因长官也熟识此人,金科长与金记者便面见长官,诉说南副局长的困窘处境。第二天,长官见到南副局长听了情况后,当即给尹泰日住宅公社社长打了电话。 “尹社长,我开一张缴款单。把禾谷洞在建的房子分一套到我名下。有个人我一定得帮。”说完,朱长官让南副局长去找尹社长。几个月后,南副局长在乔迁宴那天公开了得到房子的内情。同时南郁给朱长官寄去了一封长如万里长城的信。写道:“我现在也有了能挂太极旗的喜悦。”
1995-06-27 | 金儀遠 (경원大교수)
实录 建设部 <47> 部长列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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