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版〉 公务员对放宽管制态度消极还有其他原因。那就是一旦放宽管制之后,只要出现一点风波,就把责任推到公务员身上的现行风气。在这方面,舆论也起了作用。如此一来,公务员在放宽管制中把企业和国民要求的核心课题搁在一边,只纠缠于琐碎的许可权。归根结底,放宽管制可谓是“与官僚的战争”。 为从根本上解决各种行政管制——这些管制给企业活动带来不稳定性、不可预测性,并强加巨额顺应成本(游说资金等)——最重要的是使不切实际的政府管制和管制权者过大的裁量权回归现实。 为此,有必要在国会层面立法规定,要求相关行政管制的遵守率在一定期限内提升至某一水平,若无法达到则使该管制形同虚设。同时,应将目前处于停摆状态的各类行政管制委员会整合起来,设立拥有司法权的超部门机构,以便在全政府层面推进放宽管制。当然,这需要统治权者的绝对意志作为支撑。该机构宜排除作为一种利害当事方而高踞其上的公务员,由与利益无关的市民团体等主导。 D集团的金某理事主张:“靠偏重于凑件数的放宽管制,根本无法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竞争力”,“需要综合看待管制的努力”。为防止首都圈人口集中、防止投机、保护环境、保护消费者等而设的各种管制如乱麻般交织,仅放宽一两项行政管制无法解决问题。因此,放宽管制应以“零基础”重新审视管制并加以合理化。 金钟奭教授强调:“认为放宽管制能让所有利害当事方都满意,是极为理想化的想法”,“放宽管制应在确保市场经济体制道德正当性、并以此引导竞争力增强的层面上进行”。
1995-06-17 | 文周鏞
流于形式的放宽管制〈4·完〉有无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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