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06-15 | 金曙雄

星期四早晨 韩国官僚是三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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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某大型财阀总裁前不久曾表示,韩国的行政是三流、政治是四流水平,而企业经营是二流,这一发言曾引起轩然大波。 围绕北京这一发言地点、时机以及不够圆熟的表达方式,当时对其发言背景出现了种种猜测和议论,但民间的反应是“话说得并没有错,是对的”。 在统领众多大企业群的大财阀所有者眼中,行政官僚组织已被看成碍手碍脚的三流,这本身就是问题;而作为公仆本应获得信赖,却被多数国民冷眼相看、辜负了期待,这意味着我国官僚的地位正处于危机之中。 失去方向感的精英群体 韩国的官僚为何沦落为如此三流,并遭到不加区别的抨击? 就个人素质和能力而言,他们仍然无疑是我们社会优秀的精英集团。而且,过去30多年间作为韩国经济惊人发展的中枢牵引力而献身的业绩,也绝不能被低估。 他们是出身名牌一流大学、闯过行政考试这一激烈竞争公开招考关口的人才。这仍是能让许多有能力的年轻人怀抱梦想与野望的有魅力职业。 据说人均收入1万美元时代已近在眼前,今天的经济宽裕,若抽掉自60年代以来怀着“摆脱贫困、我们也要过好日子”的国家目标一心向前猛冲的经济技术官僚的作用,是难以想象的。 如今抨击官僚组织是绊脚石的财阀,若没有那些官僚集团的政策支持与偏爱,又怎会有今天? 然而形势如今变了,他们成了讨人嫌的角色。对官僚的信赖急剧下降,其地位面临危机。 为什么?时代和环境变了,而那些优秀人才却仍未感知变化的潮流,失去了方向感,甚至丧失了向心力。 时代变化带来的口号是:小政府、废除行政管制干预、尊重民间活力。口号无一不指向缩小迄今为止一成不变的官僚角色,而韩国的官僚如今非但不求变身,反而只对防卫自己所属部门组织、保全既得权益高度敏感。 执着于保全既得权益 其弊害正表现为部门割据主义、部门利己主义和伏地不动。 本应为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和实现国家经济整体效率最大化这一新时代要求倾尽全力的官僚,若一味为荒唐的自保而红了眼,国民看他们的眼光自然不会友善。 就眼下的放宽管制而言也是如此。讨论正式展开已过整整一年,却只是空话连篇,没有一项真正落实。 例如据说与工业园区开发相关,工厂建设所需文件336件、适用法律46个、必要行政程序所需天数905天、许可审批程序59个阶段、协商机关数51个,这些可怕的数字至今丝毫未变。部门本位主义、主管权与既得权争夺使放宽管制寸步难行。当然,管制被引入时想必都有相应的理由。一旦出现问题或副作用,国民和舆论都会追问政府在干什么,因此“只叫我们放开怎么行”的抗辩也有一定道理。 然而甚至有说法称,一个部门靠一条规定吃饭。若有人因受管制而使既得权益得到保护,就必然为守住它而与官僚勾结,这一现实也无法否认。 因部门割据意识,对重大悬案的有机政策制定与执行错失时机、出现偏差的情形岂止一两件?贸易摩擦应对、尖端产业在首都圈的选址、景气与货币政策等的混乱,其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 能否试着计量一下官僚积弊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日本曾有相当于GNP的1~2%的试算,由此推测我国的情况绝不会更轻。 时代正步入以世界贸易组织(WTO)启动为象征的“无国界无限竞争时代”。汇聚全部国力的国家竞争力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生存命运。 首先,公共服务就必须比竞争国具备更高的竞争力。 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正在谋求把可称为最大公营企业的政府行政服务民营化。去年议会将部长月薪提高到民营企业社长的最高水平,把民间经营理念引入行政。 积弊造成的国民经济损失 撒切尔就任英国首相时,为打破僵化的行政和部门割据,想出了政策小组(Policy Unit)这一苦肉之计。她以伦敦大学一位教授为中心,聚集在咨询公司等民营企业活跃的以30多岁为主的优秀年轻人,每周聚会,让他们参与国家政策决定的中枢过程。目的是通过没有官僚利害关系和思维定式的人,将其用作政府政策的回响板。这些年轻人还亲自走上街头听取舆论、收集意见。总之,撒切尔时期的英国经济是成功的。 这也可以说是对错误的官僚利己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国民经济活力绊脚石的一种印证。 官僚的意识必须尽快改变。必须转变为国民的公仆,为国民和企业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最好的企业环境的服务者。只有这样,才能重新赢回失去的国民信赖与尊敬。 <编辑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