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版〉 郑社长又向京畿道政府提交了咨询函,但京畿道政府同样答复说,去问制定首都圈整备计划法的建设部。最终,郑社长拿到工厂许可,是在收到咨询的建设交通部向骊州郡政府发出“本案属许可事项”的公文之后。历经这些曲折,取得许可整整耗时1年。社长不在的中小企业,出口自然难有起色。加之工厂竣工后,又依据开发利益回收相关法律缴纳了约3亿韩元,超过工厂用地购置费(5亿韩元)的一半,郑社长就此彻底垮了下来。 “我们的行政法律似乎不是为了促进工厂设立,而是研究怎样才能让人建不起来的管制工具。一个事项上纠缠着多部法律、多个部门。” 这是郑社长“惨痛”的经验之谈。而更让他憋闷的是公务员的敷衍塞责。“负责人尽可能不愿承担责任,只往上级机关推,在这个过程中千金般的时间白白流逝。政府无论怎样高喊放宽管制、宣布管制已经解除,企业人士却完全感受不到。” 新政府1993年上任时,以提升竞争力为出发点,把放宽行政管制、不给企业活动造成障碍作为重点课题提出。一年后又宣布已放宽400多项管制。然而在现场感受到的放宽管制体感温度“毫无变化”,这是采访中遇到的企业人士一致的声音。虽然程序上有所减少,但大多数事项仍需经过少则3个、多则10余个相关部门。即便如此,相关官厅的负责人对于打破既有惯例的首例事项仍不愿出面。 “目前我国的放宽管制并非简单减少几道程序或几个印章就能解决,而是需要政治决断和意志。在声势浩大地启动后不到2年就变成‘蛇尾’的放宽管制,已难以再对本届政府抱有期待。”这是一位重点研究放宽管制的教授所说的话,他称“放宽管制已经无望”。
1995-06-14 | 閔炳昊
空转的放宽监管<1>从一家中小企业破产看现实 “只是嘴上热闹,毫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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