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把国防计划另作一事,我国的国家计划大体可分为国土计划与经济计划。前者是依据国土建设综合计划法的法定计划,后者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行政计划。有的国家把经济计划纳入国土计划,相反也有国家把国土计划包含在经济计划之中。 我国与日本采取的是使国土计划与经济计划两立的体制。 从理论上说,无法断定何者为主、何者为从,但若一定要论,国土计划应当为主。因为国土计划是10年的长期计划,而经济计划是5年的中期计划。经济计划是以产业结构为核心的就业与金融政策,而国土计划则是处理产业、尤其是具体选址问题的物质性计划。 然而严格意义上说,这两个计划如同硬币的两面。因此,为使计划合理化,把国土开发十年计划一分为二,分别纳入相应的五年经济计划,再进一步分解为年度计划,在这样的计划结构下推进事业。 但在现实中,经济计划却被视为万能。以总量经济为先的出口第一主义是其根源。为确保经济计划的优越性,设有经济部长会议这一装置。这一最初由5个部门起步的组织,其后加入外务部与环境处等,增至12个部门。也就是说,在政府内部构筑了一个小内阁。问题始于该会议的议长与干事职务由经济企划院担任。 以此为契机,他们在业务协调的美名之下开始干预其他部门的政策。假设商工部要制定一部法律。制定法律主要内容就是确定所属领域与确保预算。此时经济企划院总有一套说辞,即抬出政府财政状况与预算的僵化。公共费用上调也是一样。若要提高自来水费,便抬出物价政策。1吨水等于五桶。然而截至1993年底,首尔的自来水费每吨为219韩元。这还不到一瓶300韩元可乐的价钱。一杯1500韩元咖啡的价钱相当于34桶水的价钱。水价如此便宜,自然只会被浪费。考虑到首尔的63大厦用水量相当于世界最大官厅、总建筑面积14万余坪的东京都厅的8倍,得与失的判断一目了然。 EPB(经济企划院)凌驾于其他部门之上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预算编制权。预算编制权放在政府内部是否妥当,抑或放在总理室或青瓦台更好,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我国现行预算制度自建国以来并无大的变化。EPB预算局内也没有分领域的专家。不像日本那样让各部门公务员派驻办公,问题更大。预算的运用也是一样,连款目挪用都要管控。由于这种预算运用的僵化,各部门无法发挥效率。他们甚至造出“预算也是政策”的说法,固守既往惯例。 预算是支援业务,不是政策。既有五年计划,便可依其按各年度总资源预算向各部部长下达限额即可。在限额范围内,由各部部长自行处理。有一种说法是,经济企划院有“局”而无“院”,也就是幽灵部门之意。可即便如此,它仍在牵制其他部门。只要预算运用的僵化不解除,政府的竞争力便无从期待。 五年计划有其规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导事业是蔚山开发。第二个是高速公路,第三个是新村运动。第四个是重化工业,第五个是首尔奥运会,第六个是200万户住宅建设,第七个则以社会间接资本设施为主导事业。如此看来,经济开发五年计划的核心始终是国土开发事业。 EPB利用其卓越的信息操作能力,一有机会便试图吸收国土计划,以为只要把计划职能集中起来就会顺利。国土计划并非由统计数字构成。土地利用、城市规划与住宅、工业选址、河川、水坝、下水道、铁路、道路、港湾等所谓社会间接资本,需要判断在何处、何时、需要多少设施,同时处理具体的选址问题,因此需要多个领域的技术人员。建设部拥有多样的技术人员,因而具备制定计划的能力。 即便EPB制定了国土计划,执行它的法律与组织仍在建设部。社会上有人主张,在当下这个时点是否还需要经济计划,意思是交给市场原理。我国是世界第二高密度国家,而且其内部包含过密与过疏并存的国土结构。化解这一问题的区域均衡开发,才是提升国家竞争力之路。这属于国土计划的份内之事。
1995-06-08 | 金儀遠 (경원大교수)
实录 建设部<38> 国土规划与经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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