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在其戏剧中说过,“地上最可怕的地方是审计机关”。 因为这是监督作为国民税金的国库的机关,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一样。尤其像建设部这样预算庞大的机关,对监察院的审计不能不敏感。1963年审计院改组为韩国监查院,在原有的会计审计之外增加了职务监察功能,近来甚至还进行公务员纪律监察。 过去30年间,历届政权推行以审计和查处为主的国政。与营造相互信任、安心做事的环境相比,更多是以不信任为基础,把公职人员当作“潜在的犯罪者”对待。在这种风气下,无论做了多么出色的事,只要暴露出一个失误,生产性的贡献就被抹杀,仅因失误便受到举报或惩戒等身份上的不利,这已成为普遍现象。因此公务员们把“不失分比得分更重要”当作目标。无论做什么事,总是把审计放在心上,盘算如何不被审计挑出问题。 这种情形换个说法,就是伏地不动,也是无事安逸主义。政府对社会变化和突发事态不能迅速应对、政策缺乏新鲜感、给人以阴郁的印象,可以说正是因为僵化的预算制度和监察院的审计。 公务员社会是靠法律和预算运转的组织。虽然也有非预算事业,但大多数情况下没有预算支撑就办不成事。预算实际上是一年前编制的,因此在此期间条件变动,无法完全按最初编制的内容执行。这种情况下,韩国监查院就判定为“非目的使用”。无论变更实施的项目多么有成效也没有用。据说在美国,即使预算被用于目的之外,只要被判定其结果对国家有益,反而会给予奖励,而我们的审计制度没有那种灵活性。 审计就像挂在鼻子上是鼻环、挂在耳朵上是耳环。职务监察完全是单向通行的,辩解也不起作用。职务监察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韩国监查院不可能拥有能够审计数百个领域业务的专业人力。所以职务监察只能流于表面。 比如说,发包了一项5亿韩元的服务项目。服务的成果往往是一套设计图纸或一本报告书。这时审计就以设计图纸的张数、报告书的页数来计算,说一页花了多少钱。真是令人无语。直到70年代都是这种气氛。这样一来审计的权威下降,职务监察也收不到实效。 那是1976年韩国监查院定期审计时的事。住宅城市局直接管理国民住宅基金,在包括国会议员在内的多方要求分配资金的请托增多后,局里向部长作了口头报告,并以局长专决方式将资金管理移交给了住宅银行,而这成了问题。理由是没有得到部长的批准,属于“越权”。虽然作了各种说明和抗辩,但百药无效。韩国监查院调查官要求南德铉局长前来接受调查。南局长拒绝出面。他坚持说,要做问答笔录就让担任审计官的科长亲自来。对方又联系一次,他再次拒绝。不久,韩国监查院发来通知,要求惩戒南局长。 南局长大为愤怒,宣布要进行法庭斗争。几天后,监察院院长李锡济来找金载圭部长,说如果不惩戒南局长,监察院不得不投入大批人员对建设部实施精密审计。金部长叫来南局长转达了这番话,并让他按自己的主张去做。但南局长判断这样一来问题会变得复杂,于是递交辞呈离开了官职。 韩国监查院有一个备受珍视的说法,叫“国库损失”。在公职社会里,这个词被称为“监察院用语”。那是永川大坝建设时的事。由于浦项制铁用水需求增加,原定5万吨的设施容量被变更计划为15万吨,结果被判定为国库损失。监察院眼里只看得到国库损失,全然不顾国家利益。道路局曾把国道上几处长大桥试点设计为现代化桥梁。这也被认定为国库损失,要求按传统方式做。在这种风气下技术无法发展。审计如此,公务员们便以少量预算抓紧工期、做出凑合的计划,看到拿着文件夹频繁出入审计室的职员时,会说“谁让你那么卖力工作”,这也并非没有道理。 请看架设在汉江上的桥梁。大部分桥梁都是以50米间距布置桥墩的传统式桥梁。这并非因为土木技术不足,而是因为背后存在错误的审计惯例。通过职务监察引导制度改善是好事。但相比通过职务监察所能取得的效果,公职社会保身主义和无事安逸风气蔓延所带来的负面作用要大得多。韩国监查院要以800多名职员对6万3000多个机关进行审计,这连会计审计都不够用。只要把数十万亿韩元规模的会计审计严格做好,公职社会就会走上正轨。
1995-06-07 | 金儀遠 (경원大교수)
实录 建设部〈37〉 韩国监查院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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