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20日,建设部发生集体抗命事件。争议焦点是建设部机构编制改革方案。内容是将建设部的道路与国立公园业务移交内务部,并接手房地产中介业务。用通俗的比喻来说,对建设部而言无异于用金牛犊去换一袋小鱼干。 由于传闻中的事项过于严重,50多名事务官聚集,要求行政管理主管说明,但徒劳无功。随后金大泳次官把100多名事务官召集到大会议室作了说明。得知编制改革方案是在部长、次官主导下制定,且一个月前已上报总统、毫无调整机会后,职员们极为愤慨,召集了各局主管科长会议。 9名主管科长讨论后决定,在星期一即20日的例行朝会上齐唱国歌后全体退场,并向首尔各主要报社发出檄文,题为《几名临时职员(?)毁掉建设部》,称本编制改革方案出自以愚钝(?)头脑无法掌控、便想将政府职能一元化的构想,出自要让建设部空中解体的部长以下几名起草者的想法。 20日早晨朝会上国歌唱毕,除局长级留下外,500多名职员一齐退场。这就是所谓建设部的“8·20集体抗命事件”。 在公职社会中,围绕政策问题上下级意见冲突常有,但个别的以下犯上并不多。然而建设部曾发生数次以下犯上。60年代有事务官告发部长之事,70年代有科长告发部长反被定为诬告罪之事。也曾有局长锁上部长室房门并脱掉上衣,还有临时职员拉住部长衣角出言不逊。 但从未有全体职员参与的抗命。建设部的集体抗命因是建国后首次而波澜甚大。因此事件,党政协议会召开,治安相关部长会晤,问题显现严重性。最终8名主导者中5人被开除等重惩,3人受谴责处分。 建设部职员抗争的背后有多种原因。移交道路业务是严重问题。当年道路局预算为1万4000亿韩元,不仅相当于建设部预算的48%,还多于数个部门预算之和。道路职能被剥离,道路公社也将与建设部断绝关系。更重要的是,3000名职员中约半数命运是身份转为地方公务员,被分配到道、市、郡。 权宁珏部长在记者恳谈会上说:“在别人看来,部长带头缩减自己统率的组织像个傻瓜,但以现在这样臃肿松散的建设部组织,不仅该做的事做不好,只会让国民吃苦头。”既然如此,本有好办法:把道路、水资源、上下水道等伴随事业的职能合并,在建设部下设立国土建设厅即可,为何偏要移交内务部,想出把职员赶往地方的主意呢。权部长口称政策开发,但据朴某记者的专栏,该部长上任后并未致力于政策开发,只专注于改善业务报告方式。 另一点是,这份堪称革新性的组织改编草案何以由建设部单独推进,而且是在幕后悄然进行。关于这一问题,职员之间流传着传闻:部长把建设部作为祭品献上,以博取高层欢心,为升迁到更好的位置。 正如帕金森所指出,行政组织只有增殖本能。缩减机构极为困难。况且公职社会具有厌恶变化的属性。即便接受变化,也仅限于名分明确之时。 建设部的组织改编方案推进过程不民主。我国行政的根基建立在禀议制度之上,即自下起草上呈的方式。而独自决定后要求无条件遵从,这只有在军队才行得通。 围绕集体抗命事件的舆论报道冷淡。有人极端地认为他们是拒绝民主化与改革的集体利己主义者,制造国家共同体危机、采取无政府行动;但大体评论是两方皆非,未见任何一家报纸深入分析此问题的文章。不久前在日本,通产省大臣曾劝退一名局长,遭舆论指责而下台。虽然我们尚未像日本那样确立职业公务员制度,但此次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言路堵塞。无论如何都是不幸之事——对政府、对建设部、对受害当事人皆然。
1995-06-06 | 金儀遠 (경원大교수)
实录 建设部〈36〉下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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