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第六共和国成立后,此前一味追求规模经济的韩国社会,开始迸发出改善阶层间分配与完善福利等经济民主化的诉求。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住房问题。 1980年代后期贸易收支转为顺差后,证券和房地产价格开始急涨,充裕的市场资金涌向这两个领域。当时首尔江南地区在1989年初的4个月间,公寓价格竟上涨了23%。住房问题严重到足以动摇国家安全的程度,卢泰愚总统从社会稳定角度判断,除大规模供应住房别无他途,于是宣布在5年任期内建设200万套住房。 具体内容是:将过去7年间仅维持在年均4.6%的住房投资占GNP比重提高到6.5%,从而把过去年均22万套的建设量增加到40万套。以此把1987年69.3%的住房普及率在5年后提高到73%。 这其中设定了65万亿韩元这一天文数字般的投资规模。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事业,要在同样的期限内实现以往住房建设量的1.7倍。该事业由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文熹甲主导。 从200万套的构成看,最初公共部门为85万套,以出售为前提的民间部门定为115万套。并决定将其集中建设在住房短缺最为严重的首都圈。 公共部门85万套中,核心是60万套租赁住房的建设,这是对无力靠自身能力置业的低收入阶层的照顾。60万套租赁住房确定为永久租赁35万套、劳动福利用15万套、员工租赁10万套。 上述一系列措施,可以说是使以往以抑制虚假需求等需求管理为中心的住房政策转向扩大供给。换言之,意味着住房政策的转型。 住房政策转向租赁公寓建设后,住宅公社回归了本职定位。作为国营企业的住宅公社此前一直建设出售型住房,与民间企业竞争,颇为不堪;以200万套住房建设为契机,住宅公社开始专注于7至12坪租赁公寓的建设。 事实上,此前政府在某些年份的投资一度达到GNP的8%,即发达国家水平,却仍未解决住房问题。原因很简单:建了太多面积过大的住房。 停战之后至1960年代初,美国援助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曾建议建设7坪的住房。韩国政府觉得伤及自尊而予以拒绝,认为那是让人建茅屋。但如今回想,他们的建议是正确的。 承诺建设200万套住房的建设部十分急迫:5700万坪的宅基地从何而来?青瓦台和建设部正在构想新城。此时民间专家劝阻建设新城,认为新城并非万能。考虑到当时首尔平均层数为2.6层,如果允许把80坪以上的独立住宅改造成多户住宅,既能增加住房又能减少投资,可谓不费力就能奏效的一举三得之效,但这一建议最终被置之不理,实在令人遗憾。 决心建设新城的建设部,选定了20年来按开发限制区标准管理的所谓城南南端绿地——盆唐,以及京畿道高阳郡的一山、安养的坪村、军浦的山本地区和富川的中洞地区建设新城;其中一山还被批评是否在为交河卢氏营造领地。 虽称之为新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并不能算新城,称作一种住宅小区更为恰当。 为建设200万套住房而启动新城建设后,出现了始料未及的巨大问题。工程一开工,人力和建筑材料便开始短缺。木工和技工不足,钢筋和水泥价格飞涨。惊慌的建设部一方面抑制商业建筑和非急需的一般建筑,并规定公共工程仅限紧急项目开工,着手管理建设需求,一方面从中国进口质量低劣的水泥和钢筋。不止如此。首尔近郊连骨料都无处可得,建筑公司只能使用仁川的海砂,而且是未经除盐处理的。混凝土也成了问题。对于海砂,仁川市如此辩解:“市民的饮用水都不够,哪里还有水去洗砂?”这话说得也对。 结论而言,只顾急于建设住房的建设部,对人力与材料供需计划失衡所带来的副作用缺乏管理能力,实在犯下了极大的试错。虽然住房建设目标超额完成,但副作用并未止步于此。盆唐和一山支付的1.6万亿韩元补偿金被用作首尔的房地产投机资金,使首尔房价再次飞涨。此外,200万套住房建设最终还造成了与首都圈人口分散政策相背离的结果。
1995-05-17 | 金儀遠 (경원大교수)
实录 建设部 <24> 200万户住宅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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