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建立后,最需要的事物之一便是作为国家根本的法典。为此奠定基础的,正是郑道传的《朝鲜经国典》。 郑道传是高丽末期成长起来的新兴士大夫中的领头人物,曾与当时的权臣势力抗争。他与李成桂联手,1388年威化岛回军使李成桂一派掌握实权后,他与赵浚等人积极建议田制改革方案,清除旧势力,为朝鲜建国奠定了基础。此书完成于王朝初期的太祖三年(1394年),与他一年后所著的《经济文鉴》一起,成为朝鲜王朝五百年统治的基础。 此书最前面的部分,载有尊崇国王与王朝本身的内容。即《正宝位》主张依天地自然之理,以仁守护王位;《国号》则称朝鲜这一名称如檀君、箕子、卫满所用一般,自古便是指称我国的名字,尤其寄托了传说中承继箕子朝鲜文化统治的意图。《定国本》以立世子为国之根本,《世系》为王室之根,《教书》则作为国王对外表达的伟大训示而加以赞扬。 作为正文的治、赋、礼、政、宪、工典等构成的大典中,各典均在总序之后,将主要所辖事务分为细目加以叙述。 治典(吏典)由宰相掌管。因此称治典之根本在于宰相端正自身,进而端正国王。宰相上奉国王,下统百官,治理万民,然而宰相不能独治,故需官制;又为选拔与之相称的人才,故需科举制度。 赋典(户典)中所谓“赋”,是军国需要的总称。赋典之根本在于德,即有土地、有人民之后方可得赋,而有德之后方能保全其赋。书中论及作为赋之对象的州郡、户籍,统计赋之经理,赋之根本农桑,赋之运输漕运,辅助赋之盐铁、山场、水梁,以及使用赋之处:上供、国用、禄俸、军资、义仓等。 礼典中称礼之核心为秩序。据此提出朝会、祭祀、教育、科举制度以及其他冠婚丧祭等仪礼原则。尤其在仪礼上,力图舍弃以往的土俗或佛教仪礼,确立儒教仪礼。 从政典(兵典)这一名称可知他极为重视兵典。六典皆可称“政”,唯将兵典称为政典,是因为它矫正人之不正。此处确立了兵农一致的原则,强调让兵卒边战边耕的屯田制度也正因如此。 宪典(刑典)确立了良好的刑罚原则。设立刑罚并非要仅凭刑罚施政,而是令其起辅佐政治的作用。即“以用刑罚而使刑罚不必用,以刑罚治之而期于刑罚之消亡”,强调若政治得以妥善运行,刑罚便不会被使用。 最后将工典列入六典,意在节约国家财政、尊重百姓之力。因此兴土木工程必限于不得已之时,役使百姓则一律利用农闲时节。 此书仿效周代制度《周礼》之治、教、礼、政、刑、事六典,建立体制。《周礼》为高丽末新兴士大夫所高度关注,郑道传亦以《周礼》的六典体制为范本,在此折中中国历代制度,并再度调整以契合朝鲜的现实。 郑道传通过此书所要实现的重要统治构想,可举出以下数点。首先,他力图以宰相之位而非强大王权为中心,构成朝鲜王朝的统治体制。他甚至认为国王的职责在于确定一名宰相,视之为象征性存在。朝鲜前期之所以设立议政府这一机构,也正因如此。 其次,他力图完备与六典相应的官制。他重视以六典为中心的官制,甚至称“天下国家之中,六典明则兴,六典暗则亡”。事实上,正如其意图,朝鲜朝设立了作为行政执行官署的六曹。此书亦包含经济改革的内容。书中主张细致掌握户口以均平赋役、均等分配土地、减轻赋税等。同时倡导抑制支出、多储备国家预备经费的国家运营原则。对盐、山场、水梁等亦提出国有或公有原则,排除有权者私自垄断,使国家与百姓共享利益。此书的整体框架,在于确立以儒教为基础的道德政治与社会伦理。 从这些构想相当程度得到体现这一点,可以清楚看出郑道传在朝鲜初期的分量。书末所附郑摠的序文亦称:“郑道传以天人之学与经国济世之才,辅佐并成就王业,以雄健文章而能成大法。”据说郑道传将此书献给国王后,国王欣喜地将其珍藏于金柜之中。 因此,此书是郑道传个人所撰的法典;尽管他在1398年“王子之乱”爆发时成为牺牲者,但他所搭建的法典框架其后仍被继承。太祖六年制定了最早的成文法典《经济六典》,其后历经太宗、世宗不断修订增补,再经世祖、睿宗、成宗三代三十年编成统一的“万世成法”,这便是《经国大典》。 ◇国内译本:民族文化推进委员会出版·古典国译丛书《三峰集》 书评:宋赞燮(广播通信大学教授·韩国史)◇郑道传▲1337~1398▲高丽末·朝鲜初的政治家、学者▲代表著作:《心气理篇》《经济文鉴》《高丽国史》
1995-05-15 | 서울경제
与名著十分钟 为朝鲜王朝统治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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