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越是走向先进,就越讲求质而非量,越是把防灾置于增长之前。企业也是一样。越是稳健的公司,经营的关键就越在于质量管理与防止损失,而非勉强扩张。从高喊全球化的国家管理立场看,也必须使国家的能量朝生产性方向释放,并消除无谓的浪费因素。即使全体国民流汗兴办经济、增加国民生产总值,若某处不断渗漏,也是徒劳。 比如,即使不断筑坝、开发水源以增加自来水产量,若因老化的水管在中途渗漏、漏水量增大,我们又该从何着手?举例来说,目前我们的漏水率高达19%。这种程度的损失,恐怕遍及我们社会的所有部门吧? 〃防灾重于增长〃 灾害就是国家经济的漏水。它在意想不到的瞬间突然造访,迫使我们承受巨大损失。它会把长期辛苦耕耘的成果毁掉一角。其中既有天灾,也有人祸。洪水、地震之类的天灾难以预防,但对其的防备不可懈怠。因为防备是否用心,直接决定损失能否减少。人祸正是我们自己的过错,因而更令人痛心。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多样化,社会日趋复杂多端,我们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遭遇人祸。 不只是电、煤气,过去没有的器具和构筑物大量增加。事故类型自然也变得复杂,危险性时刻潜伏在我们周围。从大小交通事故到电梯坠落、电线漏电、停电、燃气爆炸、水管破裂、化学药品污染、护坡塌方等等,这些都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直接相关,一旦突然发生,我们便会惊慌失措并遭受巨大损失。尤其像燃气爆炸事故或恐怖袭击这类大型灾害,实在会给我们社会带来巨大损失。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频繁经历可怕的重大事故。九浦发生列车倾覆,木浦发生飞机坠毁,西海有渡轮沉没。不止如此,圣水大桥倒塌,阿(县)岘洞发生燃气爆炸。无辜者白白丧命,财产损失也很大。 此外,大邱地铁施工现场又发生燃气爆炸,造成百余人伤亡。让我们想一想。这场事故给国民带来的冲击与痛苦、经济损失以及国家体面的损伤,究竟有多大?能折算成金额吗? 圣水大桥的情况也一样。死去孩子们的生命价值,怎能折算成经济价值?对市政府而言,只要把修复费用列入预算就算了事,但直到修复完成,首尔市整个道路网都被搅成一团,市民所要承受的痛苦若以金额计算又是多少?而给海外积累起来的建筑业声誉抹黑的损失,又该如何计算? 持续不断的重大惨案 1970年竣工的京釜高速公路工程,据称每公里造价1亿韩元,仅两年半就建成。1969年完工的日本东京至名古屋高速公路,按当时的韩元计算每公里耗资10.8亿韩元。我们实在是以极低的价格建成的。这并非值得高兴的事。此后投入了巨额的维修费用。当时情况紧急、条件又不具备,这是不得已的选择。就像过去出口商品精心制作、内销商品却做得粗劣一样,我们的建筑企业到沙特去赚钱时精心修建桥梁,在国内却马马虎虎。 长期以来,我们追求以量为主的增长。这体现在极其粗糙的硬件上。与用心相比宁可草率了事,长期积累下来的“粗疏”,以及长期习以为常的偷工减料工程所导致的人祸的可能性,正一一暴露出来。 对不期而至的灾害制定对策很难。到某一水平尚属容易,要做到完美则十分吃力。因此至今为止,人们把偶尔遭遇的灾害当作无可奈何的保险费看待。正如高速增长期把环境问题视为禁忌一样,适度水平的灾害造成的人身伤亡被默许。人命价值只要按霍夫曼方式或海因里希方式核算就行了。与其谋求预防措施,倒宁愿承受赔偿费。首要的是赶路太急。于是社会上轻视人命、灾害麻木症蔓延。 必须清除敷衍主义 如今不同了。在高喊全球化、一流化的今天,这样的选择与我们不相称。 现在不能只顾向前奔跑,也必须关注不断流失的损失。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在不断扩大。何况人命的价值应当得到无限尊重。 举个小例子。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过1万人(我们是世界交通事故第一大国),工伤事故的受害者也多达2200余人。折算成金额,每年接近7万亿韩元。这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2.6%,与年度大米产量相当。这全都是经济的漏水。 高效的国家管理,就是尽可能把灾害降到最低,让社会顺畅运转。要真正实现增长,就必须堵住灾害造成的漏水。
1995-05-12 | 李建榮 <국토개발연구원장>
时论 灾害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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