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恐怕几乎没有人还记得,明年是第七个五年经济计划的最后一年。因为第七个五年计划实际上已被新经济五年计划废弃。如果政府仍像过去那样每五年重新制定一次经济五年计划,那么原“经济企划院”此刻应当为制定第八个五年计划而忙得不可开交。考虑到制定一个经济五年计划平均需要两年六个月,显然第八个五年计划已不可能按正常程序制定并实施。 “第七个”的最后一年 当然,我们现在正在实施新经济五年计划。无论名称如何变化,只要从长远眼光出发设计国家经济的未来、确定前进方向的工作能够持续下去,就不会有太大问题。然而,正如新经济五年计划那样,如果下一届政权上台后,新新(?)经济五年计划又在短时间内为另一种政治目标而仓促拼凑出来,还能制定出合理的计划吗?上次制定新经济五年计划时,由于政府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不久,可以大量参考,因此虽然时间很短,仍能制定出庞大的新经济五年计划。但在没有制定第八个五年计划的情况下,1998年上台的新政权能否合理地仓促制定新新经济计划,令人先生疑虑。 即便新的计划能够制定出来,今后我们每五年都将面对由新登场的政权在短期内仓促拼凑的经济计划。这样产生的计划,很可能不是以长远眼光制定,而是被短期的政治目的所左右。结果每隔五年我们都会对经济产生不确定感,而这又会引发政治性的景气波动。 担忧每届政权仓促拼凑 当然,如果我们的政治是以政党的政纲政策为根基运作的,执政党为了再次执政会推行具有一贯性的经济计划;但我国的政治与其说是政党政治,不如说是特定人物的政治,因此由新登场的执政者每次另行制定的计划必然会扩大经济的不确定性。正因如此,制定不受政治变动左右、从长远角度规定国家经济骨架的持续性经济计划实属必要。 以经济计划为主要业务的经济企划院与财务部合并、改称财政经济院之后,还有另一项“企划院”的作用也随之失踪。那就是在坚持对各利益相关方保持中立立场的前提下制定经济政策,或协调其他容易替部分利益相关方代言的政府部门政策的作用。例如农林水产部会代表农渔民的利益,商工部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财务部则无法忽视金融业的利害关系,因此在制定政策时自然会考虑这些利益相关方的利益。 官僚丧失中立性 如果政府各部门都各自顾及相关利害关系来制定政策,我国经济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发展。所幸过去的经济企划院能够相对不受特定利害关系影响地制定政策,或协调其他部门的政策,从而排除了既得利益造成的经济低效率。 正是这种原经济企划院的作用,其特殊性和优越性也得到了许多外国学者的认可。与政府勾结的利益集团追逐既得利益是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这一点十分明确,而原“企划院”的存在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有助于清除这一障碍。商工部对进口自由化并不积极时,企划院推动了积极的进口自由化政策;最近财务部对金融产业的改革与自由化态度消极时,企划院积极推动此事,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或许正因为企划院不轻易容忍各部门顾及特定利害关系的政策,对企划院的挑战才如此之大,最终甚至有人提出企划院没有必要。如今,那个本可以与利害关系无涉的企划院已不可能继续存在。因为它已与同金融产业这一强大利益集团相关联的财务部合并了。虽然出身企划院的官僚仍在财政经济院,但他们在利害关系面前也会比过去缺少中立性。也许如果企划院还存在,如今陷入混乱的韩国银行独立问题会得到更顺利的协调。 应当恢复“企划院”的职能 笔者在此并非主张把已经泼出的水再收回来。只是主张必须以其他方式恢复已失踪的原企划院的业务与作用。必须有人承担持续构想和制定国家更长远经济计划的职责。可以设立经济企划厅,或将这一任务赋予韩国开发研究院。也需要把能够以更中立于利害关系的立场承担政策协调业务的机构制度化。还可以考虑强化国务总理室的经济政策协调职能,或组建被赋予一定权限的特别委员会。
1995-04-28 | 李榮善 (연세대교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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