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04-25 | 정리=沈相旻

“放开各种管制 确立竞争秩序” 洪在馨副总理主旨演讲 地方产业发展战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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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化时代 当今世界经济正在进入所谓“Glocalization”时代,即国境概念被打破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地方成为经济活动中心的地方化(Localization)同时推进。 我认为全球化与地方化这两股潮流是一脉相通的。共产主义崩溃、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各国开放政策使得国境在经济活动中的意义日渐淡化,竞争随之广域化、激烈化,这就是全球化;而政府间的竞争社会正从国家转向地方自治团体,这正是地方化的动因。就此意义而言,地方化的本质在于:地方的每一个角落都暴露于竞争之中,地方自治团体对地区经济发展负起责任,成为面向世界竞争的主体。这股地方化浪潮预计将进一步加速,因为WTO体制在禁止政府对特定产业或企业提供支援与保护的同时,仍允许为开发落后地区提供补贴等。特别是自今年开始全面展开的全球化、地方化时代,我认为在经济上具有以下三点重要意义。 第一,全球化、地方化时代的开启,将通过“以开放与自治促进对内对外竞争”,成为我们强化竞争力的积极契机。鉴于我国对内竞争体制尚不完备、经济体质又习惯于保护与支援,这种暴露于竞争之中显然并非易事。然而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在于竞争力,而竞争力唯有在开放与自律基础上竞争深化时才能得到支撑。况且在过去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我们有利的“后进国优势”正在耗尽的情况下,促进对内对外竞争也将成为新的经济发展契机。特别是当落后地方的成长潜力被发掘并激活时,不仅能实现地区间均衡发展,国家整体竞争力也将得以提高。 第二,进入全球化、地方化时代后,在经济运营中政府与民间、国家与地方自治团体所承担的角色与责任份额自然也将改变。我认为,现在已到了以民间自律与创意为基础、活用地方多样性与潜在力量,转向民间与地方主导的经济运营方式(Modus Operandi)的时点。因此政府的角色也应聚焦于营造使所有经济主体能自由竞争并发展的活动环境。 此外,政策决定权限的相当部分将移交地方,相应责任也由地方承担,因此中央与地方都应按照新的权限与责任,重新整备政策运营的框架。 第三,在全球化、地方化时代,经济政策的透明性与一贯性将进一步强化。首先,世界经济成为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交流不断扩大,若支撑这一点的经济制度与政策不透明且频繁变动,不仅会引发贸易摩擦,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也会下降。此外,随着地方自治全面实施,政策制定的阶段将缩短,政策决定与执行之间的时间、空间间隔也会拉近。不仅如此,现场的成败会如实呈现在居民面前并通过选举受到评价,因此地方自治团体将倍加努力使政策决定透明并一贯推进。如此一来,不仅地方自治团体,效果还将扩散至国家政策形成与推进过程,使经济政策整体的透明性与一贯性得到提升。 政策课题 那么,为使这种全球化、地方化扎根,政府应做的课题有哪些,以下加以考察。 若要选出我国经济最重要的课题,那就是在数年之内把我国经济痼疾般的通胀体质转变为与先进国家一样的稳定体质。 通胀为企业提供因价格上涨而增加利润的机会,助长不正常的经营活动,带来资源浪费,并且降低劳动意愿、减少储蓄,危害甚大。而且在物价与工资上涨的恶性循环中,国家竞争力会被削弱,为促进竞争而进行的制度改革也将毫无意义。 先进OECD国家虽已将物价稳定体质化,却始终不放松对通胀的警惕,这是源自长期经验的信念——物价稳定终究能提高经济效率,是保障国民生活质量提升与持续经济增长的捷径。政府之所以把物价稳定作为全球化的首要课题并全力以赴,正是因为如此。 今后政府仍打算一贯坚持年初以来的稳定基调。由此尽可能延长当前的景气活跃局面并实现软着陆(Soft Landing),使稳健的成长势头持续下去。为此将适当联动运用财政、金融、汇率等宏观政策手段,稳定管理总需求。 与此同时,在微观层面除稳定工资、地价等要素价格外,还将加速竞争、开放与灵活化,努力构建使市场原理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特别是超过生产率、高于竞争国的工资上涨,不仅妨碍物价稳定,也会削弱企业竞争力。就此而言,在今年的工资协商中,政府以及劳资双方都应同心努力,使“95年度工资交涉准据(5.6~8.6%)”得到遵守。放宽管制 在全球化、地方化时代政府应做的第二个课题,是使我国经济制度与惯例先进化,确立公正自由的竞争秩序。 竞争能培育在无限竞争中生存下来的自生力,因此自律与竞争是闯过WTO时代的重要生存战略。政府将在内部构建公正的竞争秩序,在外部扩大开放幅度,以最大限度保障民间自律并促进竞争。 为此,首先将以“除非不可避免,一律废除”的决心与姿态,大幅清除制约民间自由经济活动的各种管制。 由于政府各部门持续“生产”管制,将建立管理新设管制妥当性与透明性等“品质”的制度装置,即对新设管制的审查制度。同时还将进一步加速金融、财政、税制改革。特别是配合WTO体制启动与96年度加入OECD,将大胆把与贸易、金融、外汇等对外交易直接相关的制度和惯例改善至国际水准。 为确立公正的竞争秩序,公正透明地改编并运营各类经济制度也很重要。我们通过经验认识到,当经济制度失去公正性时,它便成为负担,构成推行自律与效率型经济政策的巨大制约因素。 过度的经济力集中、广泛的地下交易及税源流失等,极大限制了推行高效产业、金融、财政政策的空间。扩大竞争力 第三是扩充经济基础设施,如人力资本培育与社会间接资本扩充等——这些是提高竞争力的必要要素,但民间企业难以单独解决。 要应对日益软化、知识密集化的产业结构变化,就必须培养具备创意性和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人才。 此外,为扩充不足的社会间接资本,将大幅加强财政投入,并积极运用今年开始引入的民间资本引进制度。我认为为扩充SOC,国家与地方自治团体应共同努力。国家将对应由国家负责扩充的基本SOC设施持续增加财政投入。对地方SOC的国库支援标准也将更加明确地确立。为促进地方层面的SOC投资,将激活面向SOC设施的民间资本引进制度。若从今年下半年民间资本引进全面展开,预计地方长期存在的瓶颈领域将更快得到解决。 对于因地方化而困难加大的韩国中小企业部门,将扎实推进今年2月确定的“中小企业支援九大施策”,并谋求扩大商业票据贴现与引进外国劳动力等追加支援。同时考虑到中小企业是地区产业的根基,将发挥地区特性,使中小企业政策成为地区所需要的政策。 另外还将让各地方依照地区特性制定并实施产业政策。因为选定符合地区特性的品目,并将生产该品目的企业以及零部件企业等关联企业和机构引入同一地区内,同样是地方自治团体更能做好的事。制度改善 第四,是让地方自治团体以地区居民的自律参与为基础激活地区经济、提高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而国家则营造相应条件。 首先,最重要的是国家与地方自治团体之间的功能须重新调整。目前由于以国家为主的功能分配,地方自治团体可自主处理的业务范围有限,但在需要发挥地方现场感觉与创意的居民福利、地区经济开发、土地利用等领域,应推进国家行政功能向地方移交。特别是我认为应将企业设立与运营的权限移交地方,使地方自治团体为企业单位的经济活动营造基础。此外,对于地区居民最关心的教育,地方政府的作用也应进一步强化。 若如此移交权限与责任,从自治团体角度看,确保支撑新功能的财源将变得非常重要。当地方自治团体发掘符合地区特性的新税源时,国家将通过修改地方税法等予以支援,并扩大弹性税制的适用,使地方自主税源得到更多扩充。 然而正如先进国家所示,若财政问题过度依赖税收,将引发“为规避税负而发生的人口及资本移动”与为填补财源不足而“提高税率”及“扩大课税对象”的恶性循环,反而可能使财政基础更加脆弱。就此而言,提高税率或发掘自主税源固然重要,但通过积极引进企业等扩大税源本身更为重要。此外还应同步进行运用官民合作第三部门方式的积极收入来源开发努力。 与此同时,在支出方面可以怀抱经营思维确定优先顺序推进事业,并大胆整备臃肿的行政组织以节减经费。国家也将谋求对节减经费、强化征税努力等自救的地方自治团体,增加交付金支援规模等激励方案。 此外,我认为为国家与地方自治团体之间、自治团体相互之间的政策协商建立制度框架也很重要。首先,为强化国家与地方自治团体之间预算与投资计划的衔接,将引入“市道中期投资计划制度”。今后将使该计划成为反映地区发展基本构想、可用财源及投资优先顺序的地方自治团体中期综合计划。 同时还将激活现有“市·道经济协议会”的运营。由此使在经济问题上国家与地方自治团体之间的双向对话渠道始终顺畅运转。 最后,在全球化·地方化时代地方自治团体应做的最重要课题,仍是具备最佳企业活动条件,积极引进适合地区经济发展的企业,激活地区经济。要把更好的企业引进本地区,就必须制定更加多样且有个性的地区层面发展蓝图。有必要掌握该地区在现在与未来要专门化的主力事业,并在资本、人力、技术方面提供多样的激励以引进这些产业。 我认为,在委任给地方自治团体的范围内,应考虑地区条件最大限度地清除土地利用管制,并把企业所希望的选址指定为地方工业园区,视情况甚至进行土地征收,需要这样的积极性。若以如此高品质的行政服务满足企业与居民,同时提高行政服务的生产率,居民与税收也将随之增加。全球化·地方化既是考验与挑战,但对必须在世界市场抓住发展机会的我们而言,也是实现向先进经济飞跃、迈向世界中心国家的绝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