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果川政府大楼周边,围绕政策决定影响力的比重,流传着“1·3·6论”。这是对财政经济院内部以及财经院与青瓦台之间权力博弈的比喻。 与此相关,通商产业部近来被讥讽为其政策决定力水平只有100PPM,这是借用民间与官方倡导的100PPM(把不良率降至万分之一以下)运动。既没有像样的自主政策手段,连率先提出问题都踌躇不前,影响力自然无从产生。 通产部几乎没有自身专属的政策手段,而其他部门的政策中与通产部无关的却几乎没有。以足球作比,可以说是没有固定位置、自由移动的“自由人”角色。自由人既可能成为组织的活力源,反之也可能成为绊脚石。 不幸的是,现行政府组织运营体系更接近后者。政府内其他部门对通产部的介入呈现过敏反应,而失去立足之地的通产部则沉浸于挫败感,萎靡不振。最近一直走到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调解程序的对美通商悬案处理过程即为佐证。 通产部底层流淌的重礼仪思维与自保主义,已到令人难堪的程度。围绕部长是否出席定于26日在釜山新湖工业园区举行的三星轿车工厂奠基仪式,他们看尽了各方眼色,最终缩短部长访问日本的日程,作出出席活动这一实在(?)艰难的决定。 旧商工部积极提出问题,一方面受到“暴露部门间不协调、自招政策不信任”的批评,另一方面也获得“降低了错失政策时机的可能性、主导了增长”的评价,各有其作用。但如今的通产部却两者皆非。根本没有结论。 一位长久等待后前去请求批示的官员,以“不作决定不也是好结论之一吗”一语来表达其困惑的立场。慎重和周密固然好,但过分惜身则难以为继。 如果队友不承认“自由人”的存在,而自由人本身又踌躇于履行自身角色,那么这支球队就无法正常运转。若是这种状况,教练就必须重新制定战略。
1995-04-25 | 정경부 金埈秀
记者观察 吃力的通商产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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