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04-18 | 서울경제

[社论] 那话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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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经营企业之难并非新鲜事。这既与我们的惯例和意识有关,也因为政府的规制过多且繁琐。过去威权主义时代如此也罢,但进入本届政权后也很难看到有大的改变。 近来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的北京发言在国内政界、官界、财界引起波澜。围绕其发言的时机、场所、表达方式出现了多种分析,对发言背景的推测和反应也呈现出多种视角。 但他所说的话并无错处。而且做企业的人批评政府政策或行政作风,丝毫不是怪事。企业人自由地提出意见或要求纠正是值得欢迎的。若说有问题,反倒在于把批评和建言当作挑战、以“不敬罪”“可恶罪”为名试图报复的威权主义作风。这在现代集团名誉会长郑周永和全经联会长崔钟贤的风波中已经看到过。 李会长所说“行政三流、政治四流、企业经营二流”并非新鲜内容。企业人和国民的评价与感受大概也没有太大不同。本届政府承诺了划时代的放宽规制,但企业环境、国民生活和行政与过去并没有多大变化。总统再三表示要营造适合做企业的环境,但现实是企业人并未切身感受到变化。 这是因为放宽规制只在口头上热闹,实际执行的却很少。建一座工厂最少要6个月,要在数百处盖章。若没有相当的忍耐力和执着,中途就会放弃。地方的情况则要在当地行政机关与中央部门之间无数次往返。 还有这样的事例:新开发本土食品想要出口,却因无先例、且不在品目分类表中而备受折腾。许可审批行政也没有变化。各许可机关的格式或规定不同,上级机关说可以了,下级机关却要求更多材料,为补充说明而疲惫不堪已是常事。 原因在于行政没有站在民众一边为民众提供便利,而是仍未摆脱官僚主义和行政便利的陈旧做法。缺乏一贯性的政策、各部门之间无法衔接的政策、错失时机的政策,也都是让做企业变难的因素。 这其中,官僚的威权主义、消极不作为、争夺饭碗等在复合作用。若不从公务员的意识和惯例改起,问题就难以轻易解开。因此,所谓已经放宽规制,也只停留于规则或公告等程序的简化。作为核心和根本课题的制度与法律则完全未能触及。若不打破官僚主义的痼疾、不转变为站在企业一边积极思考的体质,适合做企业的环境就不会形成。 谁能否认我国行政是三流这一批评呢。至今为止我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官僚组织,但如今应当倾听那种讥讽——官僚组织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