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04-14 | 金儀遠 (경원대교수)

实录 建设部 <4> 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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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开始现代城市规划是1934年的事。日本殖民时期,日本把连接中国东北地区(满洲)与日本的门户,南面定为釜山,北面定为咸镜北道的Na Jin。当年为在朝鲜实施城市规划,公布了朝鲜市街地规划令。究其根源,该法是出于Na Jin开发的紧迫性而制定的,最早适用该法的地方也是罗津。首尔的城市规划则比这晚两年,从1936年开始。此外作为道政府所在地的釜山、大邱、平壤、咸兴等地从1937年开始城市规划。 其他法律也一样,朝鲜总督府制定的市街地规划令此后一直沿用到1962年,五一六革命后迎来日本殖民法令整顿期,于1962年改头换面成为我国的城市规划法。 实施城市规划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土地制度的一场大革命。不能因为是自己的土地就随意使用。有所谓用途地域制,首先把城市内土地划分为住宅地区、商业地区、工业地区和绿地地区。 住宅地区只能建住宅,商业地区只能建商业用建筑,工业地区除工厂外不得建设,被指定为绿地地区的土地则一切开发均被禁止。此外还有城市规划设施一项。道路用地、公园用地、运动场用地、铁路站舍用地、学校用地等,这些也都受到管制。可以说,城市规划法是管制国民财产权的法律。 六二五战争后战灾重建的代表性城市是庆南晋州市。当时把晋州市的主要干线道路定为25米,结果闹得不可开交。全体市民群起质问:是要修飞机场跑道,还是要修运动场? 这种情形在日本也一样。1923年关东大地震灾害时,东京市街成为废墟。绰号为“大包袱”的当时东京市长后藤新平以每年1万美元年薪聘请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城市规划教授皮亚德博士夫妇,让他们制定重建规划。皮亚德博士把东京的银座修成25米宽的道路。果不其然,国会里闹了起来。 责问说:东京市长哪来那么多钱,付1万美元年薪雇美国人,而那些人竟然就是在银座建飞机场跑道吗?后藤市长在国会这样答辩。 “我付给他们的年薪不是政府预算,而是我们东京市民出的钱。有人说银座25米过分了,但30年之内这条路还得加宽。”果然,1945年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战败,因美国空军空袭而成为废墟的银座,路宽被扩至35米。 首尔的江南开发因第三汉江桥(现汉南大桥)通车和京釜高速公路开工而得到推进。首尔市向建设部提交了申请书,计划对1000万坪(蚕室地区另计)土地进行土地区划整理。当时朴总统多次说:“不要把江南当作首尔的一部分,要当作建设一座国际水准的新城市来好好干。”笔者也多次听到这番话。然而首尔市在推进区划整理事业的过程中适用了53%的减步率。建设部也予以批准。换言之,首尔市白白得到了530万坪土地。既然有了530万坪土地,扣除道路用地、公园用地、学校用地等之后还剩几百万坪。既然得到这么多地,若能把100万坪,哪怕仅50万坪,像纽约中央公园那样提供为市民的休憩空间,江南会活,首尔也会活,正因为没做到这一点,江南开发终归失败。究其根源,这当然是建设部的责任。当时的科长、局长、部长若认真把关,这种事本是可以纠正的。实在是令人痛惜的建设部失策。 朴兴植先生是对新市街地开发非常关心的人。五一六之后就提出要开发佛光洞一带的申请。似乎也向最高会议议长作了汇报,但因建设部坚决反对而未能如愿。1960年代后期又申请把南首尔开发交给自己,1970年代末则提出要开发如今的盆唐地区。他说要从日本引入商业借款资本,要求政府对开发地区的土地予以征收。每次提交开发计划都伴随着高层的压力。每逢此时建设部的部长、次长都会动摇,但实务人员坚决反对。反对的依据很明确。 第一,对日商业借款条件不佳;第二,南首尔或盆唐地区,首尔市和政府已有直接开发的计划。即便在当时,动员民间资本的社会氛围也尚未形成。第三,即便动员民间资本,土地征收法也没有为民间事业进行征收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