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生活方式、产业结构以及技术条件。有多少人在何处以何种方式生活,即人类定居的形态,是决定环境质量的重要变量。由此来看,为讨论能够与可持续增长并行的人类定居政策,定于1996年6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的第二次联合国人类定居大会(HABITAT Ⅱ)具有重要意义。 就人类定居而言,公元2000年预计将成为一个重要转折点。对于75%以上人口居住在城市的我国而言,这或许是老生常谈,但因为那将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有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城市化是与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发展不可分离的过程,但认为随着城市化推进,公害、交通拥堵、犯罪将加剧的悲观论,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也被当作常识接受。出于对城市化伴随的这类副作用的担忧,也有不少国家推行尽可能阻止或延缓城市化的政策。然而这类努力几乎没有成功的例子。即便在增加农村投资、相对忽视城市基础设施扩建与维修的国家,城市化也一直在持续。 即使要承受诸多问题与不便,许多人仍愿意在城市生活,是因为城市是国家整体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也是社会生活与文化发展的舞台。因此,讨论的焦点不应是如何延缓城市化,而应是如何把城市建设好、管理好,在最大限度实现城市化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减少环境破坏和交通拥堵等副作用,从而提高生活质量。 第二次联合国人类定居大会在接受全球整体城市化这一大势的同时,旨在确认里约会议所凝聚的环境友好、追求可持续增长的全体地球公民的意志,并为汇集智慧、通过涵盖住宅、土地、地方财政、社会间接资本、消除贫困等的高效城市管理政策来落实这一意志,而提供对话与讨论的平台。占主导地位的认识是,包括居住问题在内的人类定居问题无法仅靠中央政府的努力解决,地方政府、民间部门、学界及专家群体、市民团体等构成社会的各类群体与个人的积极参与,对解决问题必不可少。 这种应汇集各类群体智慧的视角,也反映在各国主管大会筹备工作的国家委员会的构成上。在主要国家,由建设部或环境厅长官担任委员长开展活动,我国也由建设部主管推进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成熟城市化阶段的我国,也应从筹备阶段起就积极参与本次人类定居大会。
1995-04-07 | 金京煥 (서강大교수)
特别投稿 城市化与人类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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