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02-15 | 서울경제

社论 劳总该作出决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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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国经济无论怎么说,命脉都掌握在劳资关系的稳定上。这并不仅仅因为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为契机,世界经济正迈向无限竞争的激烈适者生存时代。 第二个全国性工会势力的出现,加大了劳动界陷入分裂与对立的忧虑;而6月临近的四大地方选举,更潜藏着可能放大劳资矛盾并将其引向厂外的危险火种。加之在物价不安潜伏的情况下,因景气向好而要求分配成果的期待心理高涨。这令人担忧,好不容易筑起的劳资稳定可能一朝崩塌。 今年使劳资关系稳定出现龟裂的直接契机,当然源于去年底全国劳总拒绝与经总进行中央层级的工资谈判。因此,过去两年在一定程度上为劳资稳定作出贡献的工资社会性协议惯例,因对话中断而陷入僵局。 劳总态度的转变,被认为源于一种危机感:若继续以中央层级工资协议这类协调型劳动运动行事,将加速会员的反弹与流失,其存续本身受到威胁。 在如此僵化的局面下,政府与雇主方为给劳总一个台面理由、将其拉回对话与谈判桌所作的努力,不免有些迟了。因为按照我国尚未成熟的企业层级工资谈判惯例,眼下并无立竿见影的替代方案。 全经联、大韩商会、贸易协会、中小企业协同组合中央会、经总等经济五团体会长13日在乐天酒店举行聚会,发表了以提高对中小企业的承包单价、抑制工业产品价格上涨、活跃劳资协议会等为主要内容的七项劳资合作宣言,并提议劳总参与中央层级工资谈判。工资协议是稳定的必要条件 同时,宣言以积极支持与国民经济发展共担责任的合理劳动运动为前提,明确表明除劳总之外不承认任何其他劳动团体为谈判对象的立场。 此前,政府方面劳动部长官李衡九也在最近应经营者总协会邀请的演讲中承诺,将最大限度支持中央层级工资协议,并积极接纳劳总的要求,推行前瞻性劳动政策,以促成包括工资指导线在内的社会性协议。 以经济团体的提议为线索 期待政府与经济团体的这种意志与台面理由的提供,能成为把劳总拉回对话场合的线索,并成为构筑劳资稳定的转机。 中央层级的协议过程也绝不会一帆风顺。尤其是工资谈判,必然伴随劳资双方尖锐的利害对立。在劳动者立场上,工资是生活与生计的来源,故希望尽可能多涨;在雇主立场上,工资是占比很大的成本项目,故有尽量压低的属性。双方主张必然相左,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永远的平行线。 然而单方面的主张与对决,最终只会让我们所有人受损。成熟的劳资关系不仅涉及劳与资的单纯利害对立,还必须在国民经济层面有所考量,让步与妥协同样是前提。 尽管内部有难处,但劳总现在已到了必须作出决断的时候。1993年春在中央劳资团体之间首次达成的“工资社会性协议”,被评价为稳定了过去消耗性的工资交涉气氛,并为形成具有发展性的韩国型工资决定体系奠定了基础。通过让步与理解建立起民主交涉惯例的框架,也使产业现场的纠纷大幅减少。 在国民经济层面上,劳资双方能够接受的适当工资上涨率指导线或相关信息,有必要以某种形式作为强有力的信息传达到各个企业层面。 劳、资、政都须守原则 众所周知,我国工会以企业为单位组织,集体交涉同样以企业为单位进行。在寡头垄断的生产与市场结构下,这种按企业划分的体制存在薄弱环节:因对工资和雇佣条件的认识差距而拖延交涉,易引发劳资尖锐对立和竞争性工资上涨。 大企业劳资高幅串通涨薪所带来的副作用,我们早已体会过。 如果景气好的大企业实现两位数涨薪,而不景气的中小企业连一位数涨幅都达不到,产业现场只会再次放大对立与矛盾。 我们必须再次追问的是,劳总为何突然拒绝已趋惯例化的工资谈判。 政府与雇主方是否真正守住了对“社会性协议”的信任?政府在雇佣保险适用范围上究竟表现出多少诚意,又是否因对第二个全国性工会这类法外工会态度含糊,而助长了对劳动团体立场是否鲜明的争议? 雇主方同样:去年达成的5~8.7%工资指导线,是否真正得到遵守?去年制造业实际工资上涨率为15%,使中央协议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意义。多数大企业只抑制基本工资,却提高津贴和绩效工资,扭曲了工资体系,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 与对话场合同样重要的是,恢复信任更为迫切和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