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01-11 | 白耀基

财界回顾 题字:权昌伦 <2347> 织物人生60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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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国贸易会长) 进入70年代后,随着事业兴旺,我主导性地参与了为促进大邱地区纤维产业发展而设立的各类团体。 76年初担任大邱庆北绢织物工业协同组合理事。77年4月担任大邱职业训练院理事,同年出任韩国织物试验检查所监事,一直至今。79年3月就任大邱商工会议所副会长,到81年4月共任职三年。 这些团体或协会主要是为了活跃纤维之城大邱的纤维产业技术开发及新产品开发而设立的。对于我国纤维业的当务之急——品质与形象改善、技术开发,业界共同的力量与智慧十分迫切。至今我国大部分纤维产品在美国、日本、欧盟(EU)等发达国家仍未摆脱中低价形象。去年我国出口纤维170亿美元,继意大利、香港、中国之后跃升为世界第四大纤维出口国,但品质与形象改善仍是业界必须持续推进的共同课题。 即使参与团体或协会,我也尽可能不去戴会长之类的"长"字官帽。我对纤维的热爱不输任何人,但始终坚持不走到前台、在二线提供帮助。同行们常劝我说,考虑到我是纤维界元老、以及织物业界生产与出口第一的东国贸易的地位,我应当出任会长。 但即便在大邱地区经济的重要决策事项或纤维业界共同的当务之急出现时,我也不愿走到前面,而满足于建言与协调的角色。这既因为我不喜欢站到前台,也源于我节制守分的人生哲学。 82年大邱商工会议所会长选举时,地区经济人士强烈劝我参选,我未接受,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当时地区经济人士恳切劝我参选,说"为救活因第二次石油冲击而萧条的地区经济,商会的作用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但我拒绝了,转而推举纤维业界元老崔翼成。因为我判断商会会长一职责任与角色沉重,自己并非适任者。 进入80年代后,在纤维团体事务上再留在二线已不可能。第二次石油冲击令纤维业界饱受痛苦,为加强纤维产业竞争力,政府与业界之间的协作体制十分迫切。 因此,由于在幕后打理协会事务,我还得了个"邓小平"的绰号。相貌、身高也与邓相似,媒体便如此称呼我,又因是纤维界元老,还被称为纤维业界教父。我既不像邓那样行使过实权,也没有为业界发展做过什么足以被称为教父的特别之事,这些都是过誉的别称。 进入80年代后,我接替84年1月去世的崔翼成,就任大邱纤维技术振兴院理事长。85年10月创立大邱庆北捻丝织物生产协力协会,出任首届会长,亲自指挥了地区纤维业界夙愿之事业——大邱纤维研究开发中心的建设。 80年代初,全斗焕政府成立,为抑制物价采取了极端的稳定化政策,货币缰绳勒得很紧。雪上加霜的是,78年开始的第二次石油冲击在80年代全面爆发,企业陷入巨大困难。纤维企业也深陷不景气的隧道。 尤其83、84、85三年间,大邱地区纤维业界的萧条达到极点。库存积压,倒闭的企业接连出现。金融机构也以不知何时会倒闭为由,对金融支援避而不见。 于是我下了决断。85年赴首尔,敲开了当时财务部长官金满堤的办公室大门。◇1988年6月出席大邱纤维展示会、正在参观展品的笔者(左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