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11-28 | 서울경제

周一社论 逆说 人才任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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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用敌人的忠臣。”这是颂扬守成明君唐太宗治绩的《贞观政要》第二章《任贤》篇中出现的逆说式人才任用法。事实上,唐太宗没有处罚曾与自己敌对的政敌的心腹部下,反而加以重用,从而成就了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被记载为灿烂治世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是高祖李渊的次子,是辅佐父王创立大唐帝国的开国功臣。但因长子继承原则,皇太子之位归于长子建成,世民只能满足于秦王之位。而且还受到皇太子与三子元吉的牵制。 世民以征讨突厥为契机发动“玄武门之变”,击杀建成与元吉(齐王),被册封为皇太子,后继高祖之后登上帝位。因玄武门之变而掌握政权的世民得到了两位人才:魏徵与王珪。二人是皇太子建成的重臣,一直鼓动建成除掉世民以免后患。太宗杀死皇太子后,抓来魏徵问罪:“你为何离间我们兄弟之间?”目睹这一场面的人都以为魏徵必死。然而成为俘虏的魏徵态度堂堂:“若皇太子建成听从我的进言,就不会有今日这样的不幸……。”太宗也是了不起的人物,当即识人,将其提拔为谏议大夫。 反对提拔魏徵的人也很多。但太宗毫不动摇:“魏徵确实此前身处我的敌营。但他对其主上倾心尽忠效力这一点非常可贵。我正是高度评价这一点才加以提拔……。” 太宗尤其信任魏徵。重要国政都向魏徵咨询,谏言皆予采纳。当然也重用开国功臣——房玄龄与杜如晦。二人被任用为宰相,创建了唐朝的制度文物。历史称魏徵为贞观贤臣,称房、杜二人为贞观贤相。太宗得贤臣与贤相辅佐,成就了贞观之治。 唐太宗独特的人才任用法,实则学自春秋时代齐国的桓公。桓公(小白)与其兄纠争夺齐国王位时,身为纠之侍从的管仲曾想射杀小白。箭虽命中,却打在腰间剑鞘上,桓公九死一生登上王位,他就是齐桓公。在王位争夺中胜出的桓公,抓来曾想杀他的管仲要斩首。此时侍从鲍叔进言:“臣幸得追随主君,如今主君已登齐国君位……。主君若只打算治理齐国一国,有臣辅佐足矣。但若要成为治理天下的霸者,除管仲别无他人。任用管仲的国家必得天下……。”桓公采纳了鲍叔的意见,以隆重礼遇收纳管仲,授以大夫之职。桓公与管仲、鲍叔一同改革兵制、田制、经济制度,实行富国强兵之策,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因重用仇敌,鲍叔救了朋友,桓公得了天下。这被记载为逆说式人才任用法成功的首例。 据悉金泳三政府内读过《贞观政要》的人很多。然而政府的人才任用方式与《贞观政要》的教诲颇为不同。人事风格仍是正面突破型。排除第五、第六共和国人物,排斥政敌及其追随者,重用开国功臣,这就是其特色。 首先,第五、第六共和国人物被视为曾为旧时代军事政权服务、构成改革障碍而遭排除。首次组阁因树立了清新形象,这一做法就固化为人事原则。 第二,彻底排斥在创业过程中有敌对行为的政敌及其追随者。此前浦项制铁已有百余人因与前会长朴泰俊有关联而离职。近期也有人因与朴哲彦属特殊关系而被免去公职。 第三,对所谓家臣集团即开国功臣过度优待。在野党圈内甚至讽刺说“上道洞只剩下狗,其他都进政府了”,可见他们被大举任用于政府要职及下属机构。 可以说,对于亟需清算过去、恢复正当性的文人政府而言,这是不得已的选择,但问题也很多。人才选择范围受限,出现了人才饥荒现象。家臣集团中可用之人都用尽,甚至出现人才枯竭现象。以清新人事为名,大量不够格的人物被起用。相应地,维新时代与第五、第六共和国培养起来的技术官僚大批被埋没,专家难以被任用。理所当然的结果是行政效率不见提升,官僚社会的痼疾——事故频发、伏地不动现象正在蔓延。 人事是百年大计。人事即万事。人才应广求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