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11-24 | 李鎭茂 (대한투자신탁사장)

圆桌 政策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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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中,曾把轻易制定法规和制度、又马马虎虎遵守的国家归类为软性国家,而把只制定必需的法规与制度、一旦确定规范就必须遵守的国家归类为硬性国家。 如今在韩国,放宽行政管制已获得所有人的共识,政府一直将其作为最优先政策课题推进,但据说至今仍让人感受不到实效。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 是因为管制的种类和形态太多?还是因为惯例和意识出了问题?如今民间部门为提高生产率而进行企业合并,并按照One Step Service的理念提供一体化服务;相比之下,公共部门随着政府职能多样化、行政组织细分化与专业化,政府各职能之间重复或相互冲突、对立的情形也很多。由此,法规与制度也只能变得复杂。此外,政府职能一旦分化,各机关便会产生“我的都很重要”的想法,一方面主张自己的业务是政策,另一方面又倾向于把其他机关的行政称为管制。 即便是管制,为共同利益而设的规则或标准也应具有重要政策的性质;而受管制一方也不乏这样的视角: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政策,令自己不便的就是管制。 政策基本上应是目标导向的,原则与标准应明确并通过成文化实现制度化。在亚洲儒教圈国家,在政策这一范畴中,行政指导、事前协商、政策协调等具有非公开性质的不透明惯例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政策性很强,其执行过程或所指向的目标也不够透明,存在因随意判断而损害公正性的余地;而站在受管制的立场,则可能被理解为滥用裁量权或强化管制。 与此相关,应注意业界流传的一句玩笑话:“比法律更可怕的是施行令,比施行令更可怕的是例规通牒,比例规通牒更可怕的是电话。” 如今全球化时代的法规与制度应最小化为确有必要者,并做到人人皆可知晓的透明化,制度之间重复或矛盾之处必须明确整理。此外,也绝不能容许这样一种风气:受管制一方可视利害关系或情况,遵守也可、不遵守也能找到辩解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