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11-23 | 서울경제

社论 逃税全国化 长官应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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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憎的盗税行为正在全国横行。难道有税收的地方就有税金盗贼?对仁川北区厅税金盗贼事件的愤怒尚未平息,这次又在富川市发生了巨额税金挪用事件。不仅如此,在首尔永登浦区厅、议政府、青松也查出了侵占税金的事件。 正如所担忧的那样,盗税已明确是全国性现象。京畿道富川市查出了与仁川北区厅手法完全相同的税务腐败,事实证明盗税并不局限于仁川,而是全国性状况。原本模糊的忧虑成为现实。 韩国监查院的特别监查结果显示,富川市税务公务员主要在新城区公寓登记税、取得税的收缴过程中与法务士串通侵占税金。与仁川的情况一样,他们采用向居民收取税金后开具虚假收据,或伪造银行印章开具假收据从而私吞税金的手法。税金挪用金额在富川市本厅及梧亭区、元美区、素砂区等3个区厅共达21亿韩元。目前部分区厅的收据存档已经丢失,相关公务员或逃往海外或藏匿,准确金额尚未查明,但估计不会低于仁川北区厅的挪用规模。仅目前已暴露的金额,就超过仁川事件初期金额8亿韩元的2倍。此外,相关公务员均为下级职员,没有上级的默认或协助不可能做到,因此不能排除与上级或干部串通或向其上交的可能性。 公务员挪用税金蔓延 真是专学坏事,其形态和手法与仁川挪用税金事件如出一辙。不难推测,凡是办理登记税、取得税的全国各地都可能使用同样手法。这两个地区都是新城区中住宅建设活跃、登记与取得业务随之暴增的地方,这一事实不能漫不经心地放过。这正是使全国各开发地区盗税可能性升高之处。新城区开发与住宅建设使取得税、登记税业务增加,税务越多,“税金盗贼的街道”就越多。而开发地区遍布全国。由此可见同类犯罪全国化的可能性很高。 如今还有什么可辩解 更令国民愤怒的是监督机关和应负责的高层人士的厚颜与推卸责任。富川市在税务腐败已被揭露的情况下仍谎称没有此类事情。在富川市议会答辩中也否认说,富川市税务全部实行电算处理,不可能有腐败。 韩国监查院在抽样调查中查出税务腐败,却也未采取移交调查、请求限制相关人员出境等必要措施。足以引发缩小或掩盖事件的疑虑。 令人寒心的是,仁川事件之后内务部对全国各市道进行了全面监查,却什么也没有查出。要么是监查敷衍了事,要么是明知却加以掩盖。当时内务部曾夸口说,挪用税金只是仁川北区厅的特殊例子,其他地方没有。那么现在内务部要如何辩解?是不是还要说这只是富川的特殊例子,其他地方没有? 内务部长官曾表示,如果仁川以外的地方发生税务腐败,他将承担责任。还说要确保此类税务腐败不再发生。如今再无辩解的余地。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承担责任。在对相关公务员严厉问责、追缴财产的同时,责任人应自行承担责任。 改革应从税政开始 挪用税金是与其他任何挪用事件都不同的重罪。它不是损害某个特定个人的财产。而是本应保护国民财产的人反过来对国民行窃,损耗国家和地方财政。它危及地方自治制度的确立。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严惩公仆犯罪,原因正在于此。对于“连毛都不拔就整个吞下”国民血汗税金的公职人员,以及未能纠正整体税政腐败的责任,必须在肃正层面予以严厉问责。 仁川税务腐败事件发生后,总统曾说“心情惨痛”。他厉声指出,贪腐是亡国之因,腐败比外侵更可怕。但这反证了总统铲除腐败的意志丝毫未能渗透到下面。虽然进行了高强度的改革与肃正,实情却依然是整体浑浊。公职人员财产公开、肃正之风、金融实名制、为防止腐败而整备政治相关法律等,像样的措施都做过了。但感受不到任何改变。反而公职腐败与污染程度比军事政权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并未减少。 新政府的改革就应从这些事情做起。既然作了承诺,就应以实践来证明。既然说要负责,就应展现负责的样子。如果以为掩盖或含糊拖过时间就行,将会吃大亏。若连内部溃烂的地方税政都不加以纠正,全球化便只会成为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