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22日上午8时,果川经济企划院会议室召开了劳资问题相关部长会议。会议由副总理兼经济企划院长官赵淳主持,财务部长官李揆成、建设部长官朴昇、劳动部长官张永喆等经济部长陆续进入会场。由赵副总理主持的当天会议,是就银行加薪问题临时召集的会议,以非公开方式进行。法务部次官金斗喜也出席,气氛显示政府将对劳资纠纷出台强硬对策。 赵副总理始终表情沉重地主持会议。会议开始1小时后,各部门实务人员退出会场,以便部长之间坦诚讨论。从外面可以感觉到里面有激烈争论。 问题的起因是,赵副总理在一周前的6月15日会见6家商业银行行长时嘱托:“希望配合,使今年的工资涨幅不超过去年水平9.6%。”然而就在第二天16日,商业银行决定了14.5%的工资涨幅。即便打出劳资协议的名义,行长们在会见副总理的次日就将基本工资上调14.5%,也只能被解读为对政府方针的正面挑战。财务部长官李揆成反对到最后 商业银行显然属于民间所有,加薪多少政府本无法干预。但商业银行吸收国民存款并加以运用,具有公共性,同样也因在经营各方面受银行监督院监督,而带有公共机构性质。 赵副总理正是着眼于银行的这种性质,打出强硬一招。当时政府内部,总统经济首席秘书文熹甲、企划院企划局长韩利宪等强硬派也向赵副总理进言,要求介入劳资问题。 “不能只把劳资问题交给劳动部长官,也不能只就银行职员加薪问题向财务部长官提出要求。现在是副总理出面的时候了。” 据说赵副总理接受了他们的进言,亲自介入劳资问题。会见商业银行行长、要求抑制加薪本应由财务部长官出面,而由副总理出面,正是基于这一背景。 在当天会议上,赵副总理力主政府应强力推动,使银行的工资协议无效,并重新谈判至10%以内。对此,相当多部长也有共同认识:“商业银行与一般公司不同,公益性强,应积极配合政府政策。” 然而反对意见也不弱。反对者主张,政府破坏劳资和睦而介入,是不可想象的事。尤其主管部门首长财务部长官李揆成反对政府的过度干预直到最后。但大势倾向于政府介入。会议开始2小时后才结束。最终得出结论:即便政府动用公权力,也要把商业银行的工资涨幅压在个位数。对于会议结果,连印制材料的时间都没有,实务人员手写发布文予以公布。内容是将商业银行的加薪方案全盘作废,重新调整至10%以内。政府出面作废劳资已达成的协议,这种强硬措施史无前例,对政府而言也是难以承受的决定。而且当时正值6·29宣言之后整个社会民主化热潮汹涌之际。 增长率“下坡” 企划院在发布该措施时如此说明背景。 “政府的立场是,在银行工会干部非法占据行长室等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达成的劳资协议毫无意义。特别是商业银行加薪会直接影响秋粮收购价、公务员薪资上调等,政府不能坐视。” 当天政府宣布,将对占据行长室的工会干部采取司法措施,并更换被工会所迫而无法妥善处理事务的行长。同时威胁称,将削减对不予配合的银行的韩国银行再贴现融资。对于以资金为业的商业银行而言,得不到韩国银行再贴现就等于失去本钱,这一措施是极具威胁的警告。 那么来看看赵副总理不得不采取如此强硬措施的当时背景。 1989年从年初起就频繁发生大型劳资纠纷。1987年6·29宣言之后爆发的劳动争议延续到1988年,1989年也丝毫未见降温。年初起,现代重工业、大宇精密、丰山金属等大企业的纠纷长期化。 生产现场的受阻也很严重。商工部公布统计资料称,仅1至2月生产受阻额就达7800亿韩元,出口受阻额达3.3亿美元。与1988年1至2月生产受阻额80亿韩元、出口受阻额200万美元相比,分别增加了多达97倍和163倍。 虽然有人批评商工部的这一计算有些夸大,但1989年初起产业现场大型劳资纠纷频发,企业不得不经历一场磨难。正式的工资谈判时期尚未到来,劳资双方就已从开局展开角力。不仅制造企业,煤矿村、出租车业界、医院工会、研究机构工会也涌动着不寻常的气流。此外还传出在野劳动团体全劳协将在五一劳动节发动总罢工的说法,在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下,还流传着五月危机说。 然而政府面对这种局势也束手无策。政府此前一直强调劳资协议,如今再插手处境为难。 赵副总理从年初起就与劳动部长官张永喆、经济企划院企划局长金仁浩等人凑在一起商讨劳资问题的解决办法。但结论仅停留在“需要恢复政府的信誉”这一原则论上,有人在旁挖苦说这是“副总理的孔子之言”。然而他坚持自己的主张:“越是紧急越要回到原则。”1989年3月7日,果川政府综合大楼会议室在沉重气氛中召开劳资问题对策会议。由于事关重大,安全企划部部长朴世直、法务部长官许亨九等所谓公安部门负责人也出席。会议一开始,赵副总理便异乎寻常地朗读了题为《向国民的话》的谈话文。 “去年由于我国经济尚有增长余力,还能承受劳资纠纷造成的经济损失。但今年不同。如今若劳资纠纷激化,就不止是一时的生产、出口受阻,而会从根本上动摇产业纪纲和企业意志,最终将在发达国家门槛前受挫。” 出席的部长大多闭目肃然聆听。随后展开讨论,无一例外都是为将来担忧的声音,不可能出现被视为妙策的办法。当天的会议以共同忧虑的聚会告终。 6月19日,赵副总理在发布《下半年经济运营对策》时提出了“个位数”。即要把工资涨幅降至个位数以内,也就是10%以下。 那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因严重的劳资纠纷陷入意外苦战。1至3月增长率仅为5.7%,而且是由服务业而非制造业实现的增长。企划院将增长率预期从8%下调至7.5%,出口预期从700亿美元下调至680亿美元,均低于最初计划。而要守住降低后的目标,就必须保住个位数的工资涨幅。 个位数政策公布后,最先挑战这一政策的势力是银行。赵副总理在与银行的较量中打出了胜负一招。“从我们的薪水里拿出来” 赵副总理无视商业银行的劳资协议并指示重新谈判,银行工会自然不会坐视。金融劳联反驳称:“一直劝导劳资自律谈判原则的政府,要作废与行长已达成的协议,这是明显的第三者介入”,并表示“计划动用行政诉讼、检举相关部长等一切手段”。第二金融圈的劳动团体事务金融劳联也表示将与商业银行工会展开联合斗争。 政府内部也出现了批评之声,认为此举过头。已经拔刀的赵副总理很是慌张。但既已拔刀,也不能就这样收回。 此时,为化解对峙局面,出身银行监督院院长、历经第五共和国与第六共和国、被称为银行界教父的民正党议员李源祚以调停人身份出现。他向商业银行行长劝告:“按政府要求重新调整至10%以内,但可通过提高福利厚生费等其他方式改善待遇”,据说这一以变通办法化解对峙的主张奏效了。政府方面也觉得让商业银行的劳资协议倒退实属勉强,露出只要用变通办法守住10%以内这条线便可默认的意思。商业银行、首尔信托、外汇银行等的次长、部长等干部纷纷向工会方面呼吁:“我们会从自己薪水里拿出一定部分给你们,请务必促成工资谈判达成。”工会方面也基于只要获得实利即可的想法,回应了与经营层的谈判。 最终,商业银行重新展开工资谈判,达成个位数涨幅方案。然而各家银行的涨幅一律同为9.9%,这一点终究留下了政府介入的污点。【金仁荣】 ◇1989年7月,副总理赵淳(左起第三人)正嘱托政府投资机构理事长通过圆满的劳资协议实现个位数加薪。◇1989年6月初,6家商业银行的工会代表要求加薪22.9%举行示威。
1994-11-11 | 서울경제
秘录 第六共和国经济>77< 大小悬案…在自律与开放的门槛上⑱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