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11-10 | 서울경제

社论 大米政策转型应从提出愿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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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秋天都会遇到一件头疼事。那就是秋粮收购。今年也不例外,围绕秋粮收购价格和收购量,农民、政府与政界又要闹上一场。秋粮收购价冻结引发反弹 政府决定并公布,今年秋粮收购价格与去年持平冻结,收购量比去年减少30万石,定为970万石。农民对此立即反弹,出现拒绝交售的动向。他们主张,这不仅谈不上收入补偿,连生产成本都不够。韩国农协和农民团体一直要求上调8%~9%、收购1200万石。民主党也主张价格上调10%以上、收购量1100万石以上。就连粮谷流通委员会也提出上调3%~6%、收购950万石的方案。与这些要求相比,政府的决定低得离谱,按过去的政策或惯例来看,远远达不到农民的期待。政府也有难处,似乎也有辩解的依据。首先是钱的问题。以现有预算无法满足农民的要求。去年实施的粮政改革,把过去用粮谷证券填补的收购资金缺口从今年起改由预算承担,因此已编定的预算再无回旋余地。若硬要办,就得编制追加预算,而编追加预算又会带来其他问题——这就是辩解。更大的原因在于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达成。乌拉圭回合达成后,在明年启动的WTO(世界贸易组织)体制下,补贴必须削减。与大米生产相关的补贴,已承诺从1993年的2万1093亿韩元起,在10年间分阶段削减至2004年的1万3598亿韩元(1993年的三分之二水平),这一承诺须从明年开始履行。 在这样的内外形势下,秋粮收购制度的变化已不可避免。迄今一直沿用、并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固化的收购制度,今年成为本质性改变的第一年。以收购制度为基础的粮价政策因乌拉圭回合的达成而废止,生产与销售只能交由市场经济机能——这就是今后的现实。 即便如此,收购价冻结与收购量削减仍是过于突然的变化。由于没有事先向农民说明政策转向并取得理解,困惑与反弹必然很大。形势变了,政策自然要变。但对于要改变的政策须事先说明并准备应对之策,使其具备应对能力,副作用才会减少。毫无准备的粮政转向 今后在国会同意的过程中,农民的要求仍有几分被反映的余地。从过去的经验看,总统的“恩惠”会稍加一点,顾及人气与选票的国会也有可能以政治方式“施舍”式地安抚农心。经过这一过程,收购量会比政府方案略增,或价格略涨。但仍达不到能平息农民不满的水平,并将给粮谷政策带来新的负担。让人放心的农业 然而问题在于,既没有对农民收入补偿的对策,也没有适应粮政变化的预先提示。政府极力强调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补贴削减,也并非如今突然冒出来的问题。乌拉圭回合谈判数年前就已开始,补贴问题也包含在其框架之内。尽管如此,政府完全没有说明,也没有准备对策,直到实施临近才突然抛出粮政转向。拥有与我国类似收购制度的日本早已作了准备。它在长时期内一点点减少收购量,并以把收购价格决定交给市场的方式修改粮谷管理制度。台湾情况也类似,为减轻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冲击,自1989年起一直冻结收购价。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农民承担的乌拉圭回合与开放负担要重得多。既然补贴削减的履行从明年开始,今年就应视为试验期,采取小幅上调收购价、收购量维持去年水平的做法,这才是智慧。而且,我国农政并未搞得好到可以一次性改变粮政的程度。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时闹得沸沸扬扬,却仍无法让人相信农业是值得一干的产业。农业基础薄弱,古今并无不同。对农民“越种越亏”的诉苦,拿不出可回应的依据。虽说要为农渔村结构调整投入42万亿韩元、农特税15万亿韩元,但缺乏可见成效,农民实际收入能否提高令人怀疑。 农村是我们的生存基础。大米尤其是绝对不能放弃的作物。大豆、小麦等已经放弃,自给率降到0%,但大米不同。然而正如亏损的工厂要关门,放弃亏损稻作的农民增多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谁能保证连大米自给率也不会骤降。不要只抱怨财政困难或WTO,而应对稻作提出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