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话叫“耳悬铃鼻悬铃”。挂在耳朵上就是耳环,挂在鼻子上就是鼻环。对同一件事实随心所欲地作这样那样的解释。这是比喻旧时衙门胥吏随意解释法规、折腾百姓。这不是一句好听的话。然而时至今日,这样的事仍时常发生。 检察机关处理12·12事件和圣水大桥崩塌事件的态度,有许多让人摸不着头脑之处。去年处理肃正相关案件时,也有很多含糊之处。 检察机关上月29日认定“12·12事件是新军部势力在事先计划下实施的军事叛乱”。特别是对前总统全斗焕适用了军刑法上的叛乱首谋罪,对其他被诉人也适用了参与叛乱谋议、非法进退、指挥官擅离戒严地区驻地、杀害上官及未遂、杀害哨兵、附和叛乱等极为骇人的罪名。 这些骇人的罪名我们很少听到过。军事叛乱一词自6·25之前的丽顺叛乱事件以来还是首次出现,而叛乱首谋这一罪名或许只能加在金日成身上。大韩民国检察机关竟能对一场成功的政变作出如此果断的定罪,甚至令人生出敬畏之心。 过去对12·12事件以及5·17扩大戒严、5·18光州抗争等相关的类似控告、举报案件一律以“无嫌疑”处理的检察机关,如今面貌大变,令人惊讶不已。究竟哪一个才是检察机关真正的面貌?当时与现在都是同一个大韩民国检察机关。改变的只有政治气氛。政治气流一变就能作出如此截然相反的裁断,这就是检察机关的真面目吗? 检察机关还对这些骇人的涉案犯罪一律作出暂缓起诉或“无公诉权”的决定,回避了法律处罚。当然也附上了说明。称若起诉涉案人员,恐会不必要地消耗国力、妨害国家安定。特别是对全斗焕、卢泰愚两位前总统,还补充说参酌了他们对国家发展所作的贡献。 我们并非不理解检察机关的苦衷。但对前面列举的那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骇人犯罪行为,怎么能作出如此宽大的处分?若当初本无公诉意思、打算暂缓起诉,又为何要扣上那么严重的罪名?对如此重大的犯罪理应处以重刑,才符合国民的常识。 即便顾虑社会混乱而认为处罚并不可取,那也是司法机关该作的判断,检察机关这种既打人又给药式的决定不合法理。若因对象不同而改变适用法律的尺度,法的尊严就会被破坏。 检察机关的判断竟偶然(?)与金泳三总统的有权解释完全一致——他将12·12事件界定为“以下犯上的政变性事件”,但又表示“相关人员的处罚交给历史”。我们由此窥见检察机关的政治性。说得严重些,也有人称这是检察机关把金总统的政治解释在法理上拼凑起来。 国民很清楚,过去检察机关不乏按执政者、尤其是人事权者的意图随意拼凑并执行法律的情形。因此一度出现了“政治婢女”之说。法的执行者若看执政者的眼色,就无法期待公正的执法。 检察机关还宣布,12·12事件是军事叛乱,但不构成内乱罪。称12·12起初并非出于夺取政权的意图,只是为了避免人事上的不利而犯下的罪行。不知它如何能把别人的内心看得那么清楚,但说仅为逃避人事上的不利就发动军事叛乱,在逻辑上讲不通。 再者,虽说起初没有夺权意图,但最终还是夺取了政权,因此可以肯定在12·12事件之后某个时候心思发生变化、产生了夺权念头,而12·12事件无疑提供了决定性的契机。特别是在12·12事件延长线上发生的5·17扩大戒严和5·18光州抗争,明确显露了夺权意图。那么难道只有5·17和5·18才构成内乱罪?检察机关没有任何说明。这难道不是因为适用法律的尺度不同? 目前首尔地方检察厅受理了与新军部5·17扩大戒严和5·18光州抗争事件有关的举报案件,检察机关将如何处理该案,已引人关注。 对12·12相关的检察调查还有疑问。此案的控告人虽是受害者,但同时也负有未能阻止12·12军事叛乱的责任。控告人身居陆军参谋总长、戒严司令官、首都警备司令官等职,被赋予阻止朝鲜南侵、预防军事叛乱、谋求国家安全的重大责任。他们疏于治军、指挥监督失当,以致容许了军事叛乱,这属于指挥监督责任或渎职。其中一人在戒严期间在官邸做闲事,另一人则离开指挥所去了酒楼。对这种渎职的处分是放弃了吗? 在处理圣水大桥崩塌事件、处理去年肃正相关案件时,也有许多国民对检察调查的公平性提出疑问。若抱有这种疑问的国民众多,法秩序终将崩坏。
1994-11-01 | 서울경제
社论 耳悬铃鼻悬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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