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伸,这是常识;走出国门的外交最终会回归国内政治。若对外政策没有国内基础,或在虚构的国内基础上展开对外政策,其结果对国家利益将是致命的。 朝美核谈判尚未得出结论,政府当局却主张应事先接受;光州五百名不懂事的学生示威,昨天高喊反美口号,今天又要求促进朝美谈判,而政府竟与之立场相同——看到这种讽刺,我们外交的坐标便变得模糊不清。作为外交首要国内基础的执政党对此反对,而在野党却奇怪地不去制衡政府,反而支持、称朝美会谈办得好,国民该如何看待这种讽刺,正是问题所在。更有部分政界人士的发言似在为金正日体制辩护,令人愈加瞠目。 摇摆不定的外交力 朝鲜核问题既是军事问题,同时又带有强烈的政治谈判性质,意在诱使美国承认朝鲜的体制。若美国承认朝鲜现体制,包括执政党与在野党在内的国民以及整个大韩民国的国家坐标将置于何处?想到这一点,就成为需要深刻反省的问题。 应当稍加思考:若承认朝鲜的核,会给我们南方带来怎样的冲击。第一,若朝鲜的核在政治上或军事上得到承认,对“统一”的希望就只能彻底放弃。 承认核武是严重威胁 尤其在朝鲜半岛,所谓“和平统一”将变为不可能。第二,作为反射效应,自朝鲜战争以来我们在高地上守护至今的生活方式——民主主义与市场经济这一体制,将受到与冷战时期不同的直接威胁与挑战。第三,解放以后我们对外政策与军事政策的基础一直是“韩美军事同盟”体制。若美国从其现实立场出发承认朝鲜体制,我们的国际地位将受到极大动摇。因为一旦韩美同盟的对象“共同威胁”(Common Danger)消失,美军就必须撤离。第四,已深度渗透我们内部、并进入以权力与统治本身对南进行工作阶段的我们国内政治基础,将从根本上被动摇。总体而言,问题在于:一旦朝鲜拥有核武,并不会止于对朝鲜体制的保护,我们的体制也将受到威胁。某位国会议员所说“我们五十年的历史结束了”,在逻辑上是有切实感的。 事实上,共产阵营是由里根—布什政府在历史上瓦解的,但一般看法认为,克林顿政府未能妥善处理其善后。美国究竟以何种对外政策基础与精神来推进对亚洲政策,混乱到令人无从知晓。实际上,每当朝鲜半岛出现转折点,我们的对美政策都必须谨慎。 第一,解放之后,①美国立足于不能重演1929年大萧条的立场,为尽快将战时产业转为和平产业,通过削减国防预算撤出了南方的美军。②以三次大战若爆发将起于中欧即德国为由的“欧洲优先主义”,认定南韩没有战略价值而予放弃。第二,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总统选举中承诺,若自己当选总统,将在圣诞节前把美国年轻人带回本土,此后形成了“停战”(再分断)。第三,以尼克松主义之名的尼克松对中共妥协,在我们国内政治上催生了维新体制。第四,卡特时期曾承诺撤出战术核与地面部队,但因“辛格劳布事件”而中止。若照原样推进,正如辛格劳布所言,朝鲜半岛“可能爆发战争”。每逢关口,美国的外交都给南韩带来致命影响。 对南韩的致命影响 换言之,若只是一味追随美国的对外政策,我们就会失去自身对外政策的坐标。当无法说服美国时,我们便失去自己的立场。 我们能够说服美国的逻辑、我们对外政策的国内基础是什么?大概朝鲜半岛的民主化与自由市场经济,才是我们对外政策牢固的国内基础。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建立共产主义体制之时若爆发了朝鲜战争,那么以今天所谓“邓小平之后”为信号弹,亚洲将出现大混乱。中国的政治变动将与朝鲜的政治变动联动而行,这不必多言。在今后展开的亚洲政治变动中,我们应守住的坚定坐标,是通过朝鲜半岛的“民主化”与“自由市场经济化”推动亚洲的民主化与市场经济化,这应当是一项历史使命。 然而观察今天我们对外政策的国内基础,却难以乐观。军队正从根基处崩塌,却无一人负责。作为国家根本的税收腐败已混乱到无法处理的程度。作为政治基础的执政党与在野党没有政治“精神”与基本政策。这句话更重要的含义是,没有政治势力。反倒是宣称不从政的在野人士,不知出于何种想法,四处从事外交。在今后艰难的政治前景中,国民将无从知道我们对外政策的“国内基础”是什么。 国内基础须牢固 “统一局势”正比预想更快地逼近我们。通过核问题,国民与政府开始切实感到“统一局势”并非那么容易之事。我们应铭记的是,在与统一相关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心理等所有政治前景中,应察觉到我们的未来未必能走“东西德型”之路,也可能走向“南斯拉夫型”。首先,除了“东西德”与“朝鲜半岛”之间存在本质差异这一问题之外,“南斯拉夫型”的含义还可视为从国民性、国家性混乱开始的朝鲜半岛政治状况。 面对统一局势这一历史性政治命题,尤其对我们而言如同国家生命的外交,究竟是从怎样的“国内基础”中抽取政策的——这一点我想强烈地提出质问。
1994-10-18 | 李基鐸 (연세대교수)
论坛 外交与我们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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