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哪个时代、哪个社会,都没有不发生犯罪的情况。但就我国而言,考察近来犯罪的程度(罪质)和原因,可以发现与过去明显不同。 孕育犯罪的社会土壤 即比过去更加残酷,犯罪原因归于经济因素或资源分配不均。看到朴汉相杀害父母案、仁川北区厅数百亿韩元规模的税金挪用案,以及“至尊派”连环杀人案,我国全体国民无不震惊。人杀人是不该有的事。因此刑法中属最重刑罚的死刑,通常适用于杀人罪,即杀害他人的罪犯。 在这起至尊派案件把我们推入恐惧之时,第二起“至尊派式案件”又一次让我们震惊。一名三十多岁的出租车司机,绑架了从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数名女乘客,施以性暴力后抢走钱财,甚至杀人。他在杀害女乘客后连埋尸的坑都已挖好,这种缜密而有计划的犯罪侧面,与至尊派并无多大不同。 我国社会在进入工业社会的同时,开始因严重的工业社会病理现象而饱受折磨。这暴露了以经济为主、以量的增长为主的局限。只以经济成功和金钱致富为目标的人际关系,必然陷入手段无规范和失范现象。这种无规范状态因传统儒教文化式人际关系消失、又未能植入可替代它的新的人道主义人的价值而更趋严重。 通过这些犯罪可以看出,我国社会的犯罪倾向已面临人性丧失状态,尤其到了年轻人道德麻痹的程度。犯罪的大胆与残酷从何而来?正如犯罪专家常指出的,那是教育缺失与社会矛盾相互叠加作用的结果,才产生了这样的年轻人。 量的增长主义的局限 在急于赶超式现代化的过去三十年间,我们周围不知不觉间大量产生了过度竞争以及在竞争中被淘汰的边缘阶层,他们感受到自卑感、自我虐待、无力感,部分人甚至经历抑郁症。另一个原因可归于青少年角色的丧失。因学业疲惫而越轨,因此被学校开除、离家出走,但完全没有可以庇护自己的人或合适的去处,于是陷入荒唐的念头。同龄年轻人中,富裕阶层的子女堕落为所谓“橙族”“搭车族”式的放荡者,低收入阶层的子女则容易被犯罪诱惑裹挟,这种极端现象虽只限于极少部分,但其危害之大足以威胁我们整个社会。实际上据某社会调查机构的调查结果,62%的被调查者感到“我也可能受到罪犯的伤害”。 以至人性丧失 在社会上,当某一阶层在道德上、人性上难以接纳另一阶层时,某一阶层会对另一阶层表现出无差别而残忍的憎恶。在此,一个阶层对另一阶层强调道德与人性上的期待,但往往得不到接纳。归根结底,“至尊派”所犯罪行的根源可以用这种盲目性犯罪的概念来说明。目前我们正处于由失范社会向多元社会过渡的时期,前述杀人集团的存在,也是表明我们正以最恶劣的形态经历过渡期社会的一个侧面征兆。 上述罪犯若有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渴求自己不曾拥有的东西。那是在他们所生活的世界里,情感或金钱的匮乏。看到这类事件,在企业或企业内部层面也有应当考虑之处。那就是组织内各集团或个人所拥有的力量的适当分配。这里所说的力量,主要是权力、权限和财富。当这些资源被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阶层占有并行使时,没有这些资源的人就会想尽办法去夺取。其方式,正如我们常见的那样,一种是在由独裁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常易发生的付出“血的代价”的过程;另一种则是通过犯罪这一手段去夺取。前者随着岁月流逝有时会获得正当性,后者则永远无法免于社会犯罪的谴责。在企业方面,工会产生的原因以及劳动纠纷发生的理由,都与资源分配有关。经营者对劳动者行使过度权限,要求超出能力的劳动强度,他们便会谋求集团化,并利用某种非正常而非正常出口的途径。这种方式不仅适用于劳资矛盾,也同样适用于上司与下属之间。即如果上司紧握权限不愿下放,或不是正当行使权限而近乎滥用权限地折腾下属,那么下属会采取何种方式呢?大概是夺取上司拥有的权限,或者提出抗议。 另一方面,也可以设想相反的情形。即如果下属利用集体力量以武力击倒上司或使其屈服,他们要承受的代价也很大。在那种情况下,必须承受解雇,有时还有刑事处罚、民事损害赔偿。近来颇受热议的经营革新、再造工程、决策路径缩短等,都可视为资源分配上的过程。可以预见,今后的社会里无论哪个部门,资源都将被均衡分配,即所谓多元集团社会将会到来。 正当分配是关键 这一原理在企业中同样适用。最高经营者拥有的资源下移至董事,由董事到部长,由部长到科长及职员;反之,职员的愿望经科长、部长上达最高经营者,若企业内产生的问题由此自然得到解决,那么企业内绝不会发生与“至尊派”集团或绑架案同一层面的犯罪,例如过度的劳资纠纷之类。
1994-10-14 | 魯淳圭 (한국기업경영연구원장)
特别投稿 力量的合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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