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09-02 | 崔善奎 (통신개발연구원 연구위원)

特别投稿 通信业股权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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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底邮电部立法预告的《电气通信事业法》修正案中关于基干通信事业者持股限制的规定,近来引发反对意见。修正案第一,将电话事业者的大股东持股限制在10%以下;第二,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对电话事业持股限制在3%、对其他基干通信事业限制在10%以下。反对意见的主要内容是,为强化通信服务竞争力,应放宽持股限制规定。 临时性限制较为可取 主张放宽大股东持股限制的论据如下。第一,在有线与无线通信技术融合的当下,仅对电话事业将持股限制为10%,是无视技术发展趋势。第二,仅持有10%的持股难以确保经营权,无法实现高效经营。另一方面,为取得同时从事设备制造与服务提供所能产生的协同效应,应放宽对设备制造企业的持股限制,使设备制造企业能够经营服务业。 放宽持股限制论一般而言是可取的。从理论上看,无论以何种方式施加限制,效率必然下降;若以某些主体不得参与的方式限制通信事业参与,最有效率者的进入有可能被封锁。但考虑到当前电话事业所具有的特性以及我国特殊的产业结构,放宽持股限制是否会带来社会层面可取的结果,需要深入推敲。 电话事业因自然垄断性,传统上一直由国家垄断经营。随着技术逐步发展、自然垄断性衰退,竞争得以引入,但仍处于初期阶段,难以认为市场原理已经确立。在市场功能未能充分发挥的情况下,单个企业的利润追求行为并不保证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此时政府可以通过对企业行为或绩效的规制来努力确保公共性,但这种规制同样会产生低效率,而因低效率导致的成本增加最终会转嫁给消费者。在竞争活跃、市场功能确立之前,有必要临时设置持股限制以确保公共性。 担忧所有权集中加剧 10%的持股限制是否制约经营权的确保,也有必要再作推敲。我国30大企业集团的平均内部持股比例为42.7%,以10%的持股连平均持股比例都难以达到,因此有人主张放宽持股限制。但这一主张隐含地假定我国的内部持股比例水平是适当的。我国的内部持股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异常高的水平,以经济发展水平衡量也极为畸形。 持有较多持股意味着所有权集中,但并不等于高效经营。发达国家知名通信公司并不是因为所有权集中才得以高效经营。在竞争尚未活跃的状态下放宽持股限制,只会带来所有权集中,而这曾在社会、经济上引发诸多问题,我们对此十分清楚。 公平竞争无法保障 设备制造与服务提供之间确实可能存在协同效应。但并非只有设备制造企业以大股东身份参与通信事业,协同效应才能最大化。设备制造企业可通过与通信事业者的战略联盟、共同研发等充分取得协同效应。在电话事业中连1%持股都不持有的日本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之所以能生产世界一流水平的交换机,正是通过与NTT等服务事业者的战略联盟。相反,在通信市场竞争尚未成熟的情况下,若设备制造企业作为通信事业者的大股东参与,未能参与通信事业的设备制造企业将得不到公平竞争的机会,高效率企业有可能无法在市场中存活。当然,最理想的是适用公平交易法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以防止此种情形,同时解除持股限制。但从我国现实看,公平交易法在管控企业集团内部交易方面存在局限,且正是那种不公平的内部交易导致许多其他企业倒闭,考虑到这些,在公平竞争环境形成之前,对设备制造企业的持股限制是必要的。 仓促放宽存在风险 从政策层面看,最佳方式是在全政府层面从税制、金融等方面制定综合性的缓解所有权集中对策,并备妥能够保障公平竞争的手段,然后再放宽对市场结构施加制约的持股限制等准入规制。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似乎尚未处于那样的状态。在此情况下,退而求其次只能在个别产业层面对市场结构施加限制。关于银行专营企业群的准入限制讨论即是一例,对通信事业的持股限制也是在此脉络下得以维持的。 当然,一旦缓解所有权集中的对策和公平竞争保障手段建立起来,持股限制并不可取,应予解除。但在前提条件未获满足的状态下仓促放宽则更不可取。在通信事业预计将于3至4年内对外开放的当下,全政府层面的政策制定可谓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