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08-26 | 金仁榮

秘录 第六共和国经济 >66< 大小悬案…在自律与开放的门槛上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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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1月下旬,首尔三清洞的一处安全屋。在崔珏圭副总理兼经济企划院长官、李镇卨青瓦台经济首席、李龙万财务长官、赵淳韩国银行总裁的参与下,一场关于利率问题的会议召开。由于李长官与赵总裁在当时尖锐的利率问题上见解不同,会议气氛只能是冷冰冰的。李长官一直主张:“下调韩国银行再贴现利率以及银行存贷款利率等管制利率,降低实际市场利率下行的心理抵抗线。”相比之下,赵总裁则主张:“既然实际市场利率已经下降、与管制利率的差距缩小,就应提前实施原定的第二阶段利率自由化。”与李长官见解相左。 当天会议上,崔副总理出面居中调停,缩小李长官与赵总裁的见解分歧,站在仲裁的立场。当天的安全屋会议得出结论:“暂且撤回管制利率下调计划,集中力量推动实际市场利率下行;待管制利率与实际市场利率的差距缩小后,尽早断然实施第二阶段利率自由化。”当天会议的目的本是折中财务部与韩国银行的不同立场,但实际上以韩国银行的判定胜出而告终。 感叹“旅馆房间之身” 在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中,崔副总理的作用很大。崔副总理本人此前已多次提及第二阶段利率自由化,偏好利率自由化,并在那段时间向卢泰愚总统再次确认了这一方针。加上出身经济企划院的李首席也倾向于利率自由化。李财务长官在面对三人时,也无法坚持自己的主张。 然而当时正值决定下届总统人选的大选时期。面临选举的执政党明里暗里向政府方面要求下调管制利率这样看得见的政策。加之泡沫经济消退,经济增长率持续放缓。不仅主张提前实施第二阶段利率自由化的赵总裁,就连经济团队负责人崔副总理也不得不接受形势的逻辑。第二阶段利率自由化在政权末期的形势条件下失去推动力,最终交到了下届政府手中。 利率自由化是贯穿第六共和国全期、争论不断的经济课题。在“自由化”这一顺理与“经济形势”这一逆理交错之际,又受到美国开放金融市场压力这一外部条件的作用,是一个久拖不决的主题。那么就来梳理一下第六共和国五年间不断被提出的利率自由化问题。 关于利率自由化的构想可追溯至第五共和国末期。当时财务部官员之间形成了一种认识:利率不能再由政府来摆弄。 第五共和国末期由经济首席出任财务长官的司空壹长官,个人上是偏好利率自由化的学者。要跟上国际化、开放化的潮流,自由化不可避免,这是他一贯的信念。但司空长官自己也认为,在给银行压上重重负担的状态下提出包括利率在内的金融自主化,多有勉强。不过市场开放的浪潮正猛烈涌来,他认为韩国的银行要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熟悉市场机能十分重要。 司空长官一有机会就向下属吐露自己这一见解。财务部内持有利率自由化见解的人,并不只有长官。 1987年年末,尹增铉金融政策科长与几名实务人员为确定贷款和存款利率,坐进旅馆房间里促膝商议。他们怀疑这种人为方式究竟要用到何时来决定利率。于是他们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便想到了利率自由化这一方案。由于“三低”现象导致海外部门涌出的货币增发靠通货债券吸收也有限度,他们认为至少应放开利率。当时物价稳定,国际收支也不足为忧。正因如此,他们认为断然实施自由化,即便利率一时上升,反正也是迟早要经历一次的事。 尹科长与实务人员将这一想法建议给白源九理财局长,但白局长的见解是否定的:话虽有理,但有引发利率上升之忧。不过司空长官在财务部内出现与自己平日想法相同的意见后,便叫来这些人,指示研究具体的推进方案。 利率自由化问题经过第五共和国末期与第六共和国初期,从构想阶段转入具体方案的制定。 在“D日”退下 对利率自由化的反对来自韩国银行。针对财务部主张为利率自由化可以放松货币投放,韩国银行以货币的弹性运用为由表示反对。与韩国银行协商困难后,财务部制定了策略:索性把这一问题公开化,让韩国银行无可奈何。公开化的场所主要是金融发展审议会银行分科委员会。当时该委员会的委员长由首尔大学教授朴在润担任。 朴教授完全赞同利率自由化,在化解韩国银行的反对气氛、提高对自由化的认识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对利率自由化的共识扩大了,剩下的是对利率一时上升的担忧。要阻止利率上升就得放松货币投放,而韩国银行对此持反对立场。于是在金发审经过长时间讨论,意见汇集到货币的弹性运用上。司空长官劝说韩国银行:“宽打宽算,在总通货1%的范围内弹性运用货币,三个月内利率就会稳定。” 1988年11月底,司空长官自信满满地发表了利率自由化计划。利率自由化措施按原定计划于12月5日起实施。第一、第二金融圈的所有贷款利率实现自由化,存款利率方面,两年以上长期存款、第二金融圈的短期与长期存款、业绩分红、金融债、公司债的发行利率等管制也被解除。 然而推动利率自由化的司空长官,却在利率实现自由化的当天因改组内阁而卸任。后任李揆成长官到任,三个月后,此前势头良好推进的利率自由化回到了原点。 怒斥“运营散漫” 贸易收支顺差产生的货币膨胀刺激了物价不安,房地产与证券市场开始像跳舞一样蹦跳。因此对李长官而言,比起一时放松货币投放来推动利率自由化,紧缩通货才是当务之急。继李长官之后,郑永仪长官也与前任一样打出超紧缩政策。卢泰愚总统也多次对高利率表示不满,并训斥实务人员称,作为财务长官,在物价不安的时期不能散漫地运用货币。 郑长官终于在1990年6月28日下达措施,以短期金融公司的贷款利率为中心,要求具有代表性的市场实际利率各下调1个百分点。这一措施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成功的政策。“实际市场利率”正如其名是无法管制的利率,加之在不放松货币投放的情况下,不具备靠强力压低实际市场利率的条件。实际市场利率看似低头了一个月左右,随即转为反弹,只造成了助长变相交易的结果。这一政策失败成为郑长官转向利率自由化的契机。 这一时期,美方通过韩美金融谈判等强化了包括利率在内的金融自主化压力。第六共和国初期因大米开放问题连青瓦台都得出面平息美方怒火,可见不得不接受美国的要求。对财务部而言,在已开放外国人股票投资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把利率一直捆着。 财务部因有郑长官的指示,便按照韩美金融谈判结束后发表具体利率自由化时间表的计划展开了具体工作。于是1991年8月,财务部制定并发表了到1997年分四个阶段渐进、分步自由化的方案。据此,1991年11月采取了第一阶段措施,并确立了第二阶段措施在1993年年底前实施的原则。 违背约定强行推进 继郑长官之后,李龙万长官作为第六共和国最后一任财务长官到任。他认为要立足现实,不管学者们怎么说、不管美国压力如何,哪怕动用行政力量也必须压低实际市场利率。出任长官前曾在金融机构任职的李长官确信,利率自由化只会反而助推利率上升。当时正是泡沫经济破灭、实际市场利率下行的局面。 韩国银行赵淳总裁反对李长官下调管制利率的主张,并正式宣布推进第二阶段利率自由化。出现了与第六共和国初期不同的局面。 1992年11月11日,首尔皇宫饭店。李龙万财务长官与赵淳韩国银行总裁会面。两人在当时尖锐的利率问题上立场相左,气氛尴尬。不过李长官与赵总裁就“为使利率向下稳定,避免急剧的货币紧缩”的原则达成一致,勉力避免了正面冲突。 然而几天后的11月20日,李长官不顾韩国银行的反对,公布了下调再贴现利率的计划。于是正在海外出差的赵总裁一回国就举行记者会,公开表明反对下调再贴现利率,利率争论开始升温。 崔珏圭副总理出面仲裁李长官与赵总裁,并支持了赵总裁一方,但当时正处于选举局势。随着投票日临近,民自党黄寅性政策委议长与朴在润经济特别助理向李长官和赵总裁要求下调利率。不仅崔副总理,赵总裁也不得不接受政治逻辑。第二阶段利率自由化的提前实施就这样成了泡影,把接力棒交给了新上台的政权。 ◇第六共和国末期1993年1月26日发布的存款、贷款、信托利率变更公告。 ◇朝兴银行为把1993年11月第二阶段利率自由化措施带来的冲击降到最低,正在进行图上演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