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因日元升值,对日贸易受损严重。一般而言,货币价值上升,该国商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就会相应下降,这是常识。实际上,1986年至1988年间日元币值上升时,我国对日出口年均增长高达38.2%,而进口仅为26.1%,可谓大大享受了所谓日元升值的好处。 这次情况不同了。新一轮日元升值开始的1993年,我国对日出口反而出现负增长,进口则增长2.9%。原本预期日元升值的可见效果将全面显现的今年,上半年韩国对日出口增长仅13.2%,而进口达21.9%,进口几乎是出口的两倍。 新一轮日元升值下逆差反而扩大 与80年代的旧日元升值时期,情况完全颠倒。上半年对日进口增长率21.9%,与同期整体进口增长率14.6%相比,可见是较高的增长率。若这种趋势持续,我国对日逆差将达140亿美元,将不得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政府自执政初期起,为使对日关系正常化,决定将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分开讨论。 然而,虽说冷战体制崩溃后政治的中心课题已转向经济,但没有政治问题却能存在经济问题吗,令人怀疑。即便撇开自与日本邦交正常化以来累计逆差已达900亿美元这一数字,对日贸易逆差的程度也过于严重。这等于把在世界各地艰难赚取的外汇中,每年1亿美元以上、即100亿美元以上全部倾注到日本这一个国家。 更令我们困惑的是,两国贸易失衡的程度日益恶化而非改善。不可忽视的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国中国、泰国、新加坡等,从今年1月至5月对日出口增长率分别为31.3%、32.1%、25.9%,远远领先于我们。推测可能是这些国家生产的轻工业产品国际竞争力增强,以及在当地直接投资的日本企业的进口汇集到本国,从而实现了对日出口增长。 那么,如果在当地直接投资的日本企业逐步立足,当地低廉人工成本与日本技术相结合,具竞争力的产品正式投入国际市场,我们的出口竞争力将会怎样呢。 改善逆差的意志不知所踪 政府在新经济五年计划中,为改善对日逆差曾提出四大政策。第一,为促进对日出口,集中支援对日出口企业,发掘符合日本市场特性的有潜力商品、支援综合商社的对日出口努力、活化韩国物产展的运营、实施综合性的对日市场流通对策。第二,作为减少进口的对策,持续推进机械零部件材料的国产化计划、电子核心技术及零部件开发、支援对日依赖型核心技术开发。第三,促进日本的技术转移、活化技术引进、扩大韩日共同技术开发、扩大赴日技术人力研修。第四,重新确立对日合作姿态并发展交流合作关系,推进与日本地方经济圈的合作关系、推进韩日共同进军第三国方案、对增进韩日经济合作有功人士的奖励事业、活化日本研究活动,以及推进进军对日建设市场与旅游振兴对策等政策。这些都是有合理性、令人认同的政策。 问题在于,自韩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为纠正两国贸易失衡,这类政策何时没有过呢。制定政策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被踏实地付诸实践。一旦韩日贸易逆差成为问题,就为了敷衍了事拼凑这样那样的政策写成文章,蒙过一时便算了事,这样的政策运作不可取。 需要整体性政策应对 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政府改善对日贸易逆差的坚定意志。我们所担忧的是,尽管有日元升值这一重大利好,贸易逆差反而扩大。令人担心的是,稍有不慎,我国经济对日依赖度将越来越高,从而对政府的活动空间施加诸多制约。 特别是,由于日元升值,日本企业正大举在亚洲多国进行直接投资,应警惕数年后这些企业在当地各国立足,日本技术与当地廉价劳动力结合,席卷世界市场。 必须再次铭记,制定能够提升我国技术水平的多样方案,以及改善外国企业投资环境,是迫在眉睫的课题。过去我们曾民官同心,克服了比对日贸易逆差更多的难题。政府应竭尽全力,推动民间对日出口扩大以及两国间贸易失衡问题的结构性改善。整体贸易收支的平衡,只能从与日本的贸易中寻找解决点。因此,必须把解决对日逆差问题作为最优先政策课题,进行整体性政策应对。对日贸易收支失衡应从安全保障的层面加以处理。
1994-08-22 | 서울경제
社论 对日贸易逆差应从源头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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