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微软”创始人而广为人知的“比尔·盖茨”不久前曾宣布,将发射840颗通信卫星,把世界纳入单一无线通话区。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把天空变成卫星花园、向全球各地提供通信服务的战略。凭借计算机程序创造了世纪性企业神话的他,提出了在21世纪结合信息与通信、席卷世界的宏大愿景。 歧视性持股限制 实际上,通信产业正在不断发生在既有框架内难以想象的变化。信息、通信与广播融为一体,提供新型大众媒体服务,被评价为未来产业的催化剂,潜力无限巨大。尖端技术已把整个地球村连成一体,业界为抢占世界市场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政府最近也反映这一变化,公布了为增强通信服务竞争力的电信事业相关法修正案。修正案的主要内容是废除一般通信与特定通信运营商的区分,为确保公共性,对大股东和设备企业的参与仍按现行规定继续限制。 该修正案基本上是通过对持股结构的规制,来实现提升通信服务竞争力和确保公共性这一政策目标。就有线电话业务而言,大股东持股比例仍被限定在10%,设备制造企业的持股比例也与过去相同为3%,外国人参与则被完全封锁。 作为世界通信服务大趋势的国际联合,以及引导民间责任经营的民营化、自由竞争等经济逻辑,也完全没有得到反映。反而让人无法摆脱这样的感觉:该修正案与经济逻辑相比,更着眼于在本国人之间不生事端地分配持股,以及排除少数大企业集团。通信服务效率最大化、通信设备产业发展、通信用户便利提升这些政策目标究竟能如何实现,实在令人怀疑。 在像通信服务这样公共性高、技术变化迅速、投资规模大而自然垄断倾向强的产业中,要确保国际竞争力,以下几点必须重新考虑。 不合时宜的思路 第一,对设备制造企业的歧视性持股限制应予废除。在计算机、通信、电视等所有信息媒体融合、多媒体化不断推进的时代,把设备与服务区分开来是不合时宜的思路。这与要求计算机供应商不要开发作为程序的软件是同一概念。AT&T、BT、NTT等巨型通信企业直接或间接兼营设备与服务,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政府所担忧的垂直系列化所带来的不公正性,取决于市场的竞争条件,而并不在于垂直系列化本身。无论是否系列化,只要存在垄断和寡头,自然就可能发生不公正交易。因此,不公正交易无法通过持股限制加以纠正,而应在公平交易层面加以处理。 人为规制不可行 相反,垂直系列化具有通过协同效应提升企业效率、增进国民经济福利的诸多功能。因此,为抑制不公正交易而规制设备生产企业的持股,只会为无法达成的目的带来大量成本。 第二,对电话业务大股东的持股规制也应放宽。所谓为确保公共性需要规制大股东持股的逻辑,说服力薄弱。此外,在技术与服务融合使有线与无线的区分失去意义的情况下,唯独对有线服务实施严格的持股规制也并不可取。 公共性受损并非源于持股结构的特性。威胁公共性的提价或收益最大化战略,无论持股结构如何,在所有企业中都会共同出现。这应通过市场的竞争化来解决。 对于无法形成竞争的产业,需要引入的不是所有权结构规制,而是针对企业形态与经营成果的规制装置。也就是说,应引入能在价格决定、收益率决定等方面保护公共性的规制制度。既可以像英国的黄金股(Golden Share)那样,由政府持有可行使否决权的特别股份,也可以像美国那样运行严格的规制制度。 对大股东的持股限制,也与为国营企业找回主人的民营化潮流相矛盾。世界各国将电力、通信等公共服务民营化的原因,在于既能维持公共性,又能使作为民间企业的效率最大化。严格的持股限制将带来经营权不稳和抑制民间企业积极性的效果。 以市场竞争解决 在人为规制持股结构的产业中,很难期待作为民间企业的活力。如果这是出于对经济力量集中的担忧,那就应在公平交易层面提出缓解所有权集中这一大框架,而在各个产业中应保障自由竞争与参与。不应忘记,通信服务要作为国家战略产业确保竞争力,必须先行大幅放松规制、促进竞争。
1994-08-16 | 鄭甲泳 (연세大 경제학과교수)
特别投稿 通信服务竞争力与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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