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08-12 | 金仁榮

大大小小的悬案…在自律与开放门槛上 ⑥ 秘录 第六共和国经济 <65> 坚持“顺差越多越好”自招韩元升值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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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初,夏威夷的美国海关会议室。韩美汇率谈判在这里举行。 美方坚持不懈地要求韩元汇率在何时之前下调多少,我方则坚称不能超过某一界线。美方毫不退让,韩方被美国的攻势单方面压制。 当时,来自国内的训令已经抵达:在我方方案得到贯彻之前绝对不得回国。代表团在夏威夷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但谈判再无进展,代表团无论如何还是准备回国。 我方代表团在出发前最后会见美方谈判代表,表示“这样绝对不能回去”,再次请求兼要求美方接受我方主张。结果直到飞机起飞前10分钟,美方才接受了我方谈判方案。代表团这才放下心来,得以横渡太平洋回国。 “方案未贯彻不得回国” 第六共和国政府从起步就运气不错。第五共和国政府从前任政府接手巨额外债而饱受困扰,相比之下,第六共和国政府从第五共和国政府继承了巨额国际收支盈余这一遗产,是幸福的政府。然而它也背负着必须妥善管理国际收支盈余的责任,并不得不承受来自美国的韩元升值要求和开放压力。 美国的韩元升值压力,始于首次出现国际收支盈余的1986年。当时因为是首次,尚能勉强回避美国的要求。但次年又出现大规模盈余,美国的升值压力便露骨起来。美国政府通过财政部长贝克等多条渠道,向我国政府施压要求下调汇率。 1987年,以6·29宣言之后全国燃起的劳资纠纷为由,坚称无法升值。但这一理由对美国人完全不起作用。所幸与时任财政部长司空壹有私人交情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IIE)所长伯格斯滕表示“韩国的工资上涨与韩元升值效果相同”,说服了贝克部长,又熬过了一年。 然而,尽管劳资纠纷极为严重,1988年经常项目盈余规模仍超过100亿美元,美方的升值压力也随之加码。 就这样,第六共和国政府未能主动应对来自美国的韩元升值压力。其原因之一在于,长期经历赤字之后好不容易遇上盈余,却不知该如何处理而左右摇摆。 即便进入贸易盈余时代,“只有出口才是活路,使用进口消费品是不爱国”这种开发独裁时代的黑白逻辑依然存在。盈余越多越好的想法,不仅一般国民如此,经济部门也一样。这是在漫长赤字时代形成的对国际收支的固定观念。 第五共和国末期国际收支转为盈余之际,商工部通商振兴局局长朴云绪被叫到治安本部,须就自己的发言作出解释。原因是几天前他对驻外使馆馆长们所作的关于开放政策的讲课内容引发了风波。 他在讲课中主张“为应对开放压力,必须转变认识”,并称“计算机、电子等领域暂时还需更多保护,但洋烟之类的消费品反而应当开放,以缓和通商压力”。 对此,当时出身军队将领的大使们群起而攻,称“持有那种可悲国家观的人应当立刻砍头”,并把讲课内容转给了情报机关。因此朴局长在治安本部饱受折磨,差点丢了乌纱帽。 此后两年,洋烟终究被开放,而且局势转变为政府作为贸易盈余的对策,率先急于扩大进口。 1986年首次出现盈余时,经济部门认为盈余基调只是暂时现象。因此对盈余规模的判断也不准确。 1987年初,我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商团就汇率和进口开放政策争论了整整一周。IMF要求“照此下去1987年将出现80亿美元盈余,应积极削减盈余”,我方则主张盈余连50亿美元都达不到。韩方援引具体资料进行主张,因此在那场争论中获胜。但从结果看,IMF的判断是对的。1987年的经常项目盈余规模达到99亿美元,远高于IMF的估算值。 “进口洋烟”受难 在第六共和国之前,第五共和国政府被必须偿还外债而非削减盈余的强迫观念所支配。特别是全斗焕总统,对缩减外债过度执着,竟驳回了某经济部门长官关于削减盈余不可避免的建议,主张应尽可能多创盈余以把外债降为零;政府也顺从总统的意思,将大量国际收支盈余用于偿还外债。 身为发展中国家中财务优良国的韩国表示要偿还外债时,债权银行们反而出面劝阻,要求慢些偿还。 在第五共和国过渡到第六共和国期间的政治、社会混乱之中,政府没有时间从容地推行盈余管理对策。 时任财政部长司空壹的说明。 “国际收支出现盈余后,政府也无法断言这种盈余能持续到何时。第六共和国成立后盈余基调仍在延续,但随着各领域民主化诉求喷发,未能主动应对削减盈余或汇率升值压力,这也是事实。” 在此期间,国际收支盈余膨胀到难以承受的程度。海外部门产生的货币膨胀,从第六共和国政权成立初期就难以控制,并进而引发房地产投机、证券投资、过度消费等泡沫经济。同时也自招了来自美国的强烈汇率升值压力。 执着于偿还外债 对于美国政府的升值压力,第六共和国政府以“下调韩国汇率虽能减少盈余,但扩大进口的余地会缩小”“将通过开放扩大进口”的逻辑来说服美国。 因此在制度上解除了进口限制,但真正体现为进口扩大却需要时间。在此期间盈余不断膨胀。 结果只能纠缠着美国在汇率上的通商压力不放。美国把韩国指为汇率操纵国,开始发起攻势。而且要求把此前以进口开放为由拖延、尚未下调的升值幅度一并计入,一次性下调汇率。此时台湾当局大幅上调对美元的汇率,使政府的处境更加尴尬。台湾也和韩国一样承受着美国政府的汇率升值压力。政府再也没有继续坚持的理由。 每逢国际金融会议,美方都要求单独进行汇率谈判。尽可能一点一点让步、拖延时间是最好的对策,但每次谈判都只能退让一步。 尽管一再拖延时间、逐步松动,1980年代末韩元对美元汇率仍大幅升值。1988年一年间,韩元对美元汇率从每美元792.30韩元降至684.10韩元,足足下降了108.20韩元(15.8%)。 随着韩元急剧升值,价格竞争力开始迅速下降,企业不得不叫苦连天。饱受6·29之后劳资纠纷及随之而来的工资上涨困扰的财界,正式要求政府重新考虑经常项目盈余管理对策并让韩元贬值。终于,1989年第一季度出口出现负增长。 引入“市场平均制” 尽管如此,美国的升值要求依然如故。因为即使对美出口数量减少,以美元计的盈余仍在持续。 要扩大出口,大幅上调汇率立竿见影,但因汇率问题已被美国狠狠整过,在政策上上调汇率想都不敢想。 在美国政府执着的韩元升值要求,加上财界的韩元贬值要求之下陷入守势的财政部门,想出了市场平均汇率制这一妙招。因为以政策性调动汇率的篮子制度无法让美国信服,不如交给市场、按实际行情走,即便贬值美国也无话可说——这是当时的算计。 当时的汇率制度是“复数货币篮子管理方式”,政府不对外公开决定汇率的公式。政府虽可通过该制度把汇率用作政策手段,但面对来自美国的升值压力只能束手无策。市场平均汇率制是自由浮动汇率制的前一阶段,以外汇市场的成交实绩为基础计算加权平均值,作为次日的基准汇率。 市场平均汇率制从1990年4月开始实施。此后美国对我国的汇率制度未再多言。但美国升值压力的消失,并不仅仅因为汇率制度的改革。在引入市场平均汇率制时,我国的国际收支已经转为赤字。 此时日本已克服日元升值、恢复了竞争力,后发发展中国家的低价攻势也涌来。然而我国经济相对于规模和管理能力创造了过多盈余,结果在国内引来物价上涨,对外引来通商压力,反而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 ◇每天公示的商业银行韩元汇率牌。第六共和国初期随着国际收支盈余积累,美国政府坚持不懈地要求我国政府让韩元升值。 ◇1988年9月在柏林举行的IMF年度总会上,财政部长司空壹出席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