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议员、教授、律师常被请去做婚礼主婚人,但在能力和社会贡献等诸多方面绝不逊于他们的企业经营者却几乎没有这样的机会。固然是因为太忙,即使收到主婚请求也难以腾出时间,但根本就不会请企业人士主婚,这就是我们的现实。’ 在社会上无论谁看都算成功的企业经营者中,说这种话的人意外地多。原因何在? 虽已大为减少,但士农工商仍盘踞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加上企业人士缺乏道德性这一根深蒂固的偏见,才造就了这样的现实。无论是所有者还是职业经理人,企业经营者在许多方面都完全有资格受人尊敬。 他们在“经济战场”的最前线奋不顾身地搏杀。他们的搏杀,首先是为了企业最基本的存在理由——追求利润。但若抽掉使命感来理解他们的行为,则是不可能的。 在国内财阀掌门人中被视为最忙的D集团掌门人的一位亲信说,多年来注视着会长的行迹,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吃得并不比别人多,睡眠总是不足,一有空就闭眼补觉,家庭处于“放弃状态”……究竟是为了什么在工作呢?’ 国内屈指可数的财阀集团企划调整室室长H社长前不久与记者见面时说:‘忘记休假过日子,是十年还是十五年,我都记不清了’,透露出经营者之路的激烈。 然而,官僚组织、媒体和国民对他们这种激烈并未给出恰当的评价,而是非常负面。官僚主义,以及由此孕育的根深蒂固的士农工商意识,在经济力就是国力的尖端时代,依然是我们的现实。再加上严重的偏见,又该如何看待? 许多企业人士一有机会就强调:‘我们对正当财富的尊敬之心,远不如后进国家。’ 财界人士说,在与官僚组织的接触中深切感受到这种现实。既有把企业人士贬称为“业者”的公务员,也存在着认为要见一位书记官就必须由社长(至少是高管)亲自登门的门槛高耸的官厅,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把官与企业视为并非水平、协作关系,而依然是垂直关系的人很多。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一位人士分析说:‘政府说放宽了一千多项管制,企业却说感受不到。双方之所以出现这种脱节,是因为一线官厅门槛高,加之通过许可审批等各种管制固守过去公务员的权威,并潜在地抱有根深蒂固的士农工商意识。’ 更让企业人士遗憾的是,公务员与企业的会面本身至今仍被视为不道德。 这其中企业人士的责任也很大。因为无须点出是哪家企业,政经勾结一度普遍化的过去是无法否认的。不过,随着文人政府的登场,许多事情正在改变。 许多企业把‘与其通过政经勾结在一年里赚大钱而长期受到谴责,不如以清廉经营让消费者满意’定为经营方针并加以实践。政经勾结这个词,随着金融实名制的实施和政府整肃的意志而消失了。 但仍然残留的“企业=不道德”意识,令企业人士惋惜。 D综合商社的C副社长遗憾地说:‘政府政策部门本应尽可能多地接触企业,制定能够在无限的国际竞争中取胜的政策、让国民和企业都能切实感受到效果的制度,但忌讳与能获得这类思路的企业接触的公务员和企业人士却很多。’商工资源部一位局长持续走访所辖企业,并将其反映到目前推进中的21世纪项目中。在水原一家工厂见到的这位局长强调说:‘公务员如有必要,如今哪里都得去’,‘特别是已经到了必须把企业的活力与效率反映到“国家企业”中的时代’。 企业的活力与效率不仅给企业自身,也给社会和国家带来了积极变化。企业与企业人士如今应在社会、国家层面获得恰当的评价,而且完全有这样的资格。首尔一所大学把社会活动纳入课程科目,引起话题。抱着‘向企业学习’的想法接受企业培训、在工厂和办公室等企业现场接受六个月研修的公务员正在增加。为吸引企业投资而挺身走访企业的地方自治团体首长也在增多。这将成为对企业的偏见与负面认识正逐渐消失的证据。 ‘当财界拼死推进的顾客满意运动被接纳,并在政府各部门和地方自治团体中落地为“企业满意运动”的那一天,潜藏在我们意识中的负面企业观将彻底消失。’ 这是一位表示一期不落地看这个系列的企业人士所说的话,他还说:‘如今国力就是企业。’
1994-08-06 | 朴遠培
打破固有观念之框 <6> 为开放时代与新思维 企业家不能受人尊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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