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08-05 | 朴遠培

打破固有观念之框 <5> 为开放时代与新思维 没有“销售额”就无法评价企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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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三星、现代、乐喜金星等主要集团均未公布营业收入目标。其中含有节制过度规模竞争之意。这同时也是财界推进“质的经营”的强烈实践意志。 对“如今是质的时代”这一点,无论政府官员、企业还是市民,无一人否认。然而至今为止,政府与财界在以大量生产为中心的经营体制与思维下,一直把营业收入规模和增长率视为最高标准。 由此形成的是“量”的思维。一切价值与评价标准都以量为准。政府毫无意识地就把它当作政策标准使用。 S经济研究所的郑某博士分析称:“以量为主的思维和政策把‘排序’视为当然,排名落后就不安,追究经营层责任,由此形成了以量为中心的固定观念。”按照这种固定观念,以贷款为标准对30大集团实行的信贷管制,或按净资产额将排名前30的集团指定为大规模企业集团(财阀),从而禁止关联公司相互持股、限制债务保证,以及非业务用不动产出售对象等,几乎无人质疑其标准究竟是什么。政府就那样认为它适当且合理,当事者们也接受了它。 主要机构以营业收入为依据发布前100大企业或50大财阀集团。不久前21世纪委员会曾预测“到2000年现有10大集团中将有3家以上掉队”,一度引发关注。然而为何营业收入应成为企业的评价标准,又为何必须有3家以上在排序中落后,对此却没有什么意识。一边强调质,说要以质决胜负,一边却摆脱不了量的标准、量的框架,这就是我们的意识“水平”。其结果中最大的待解课题,恰恰出自政府的“固定观念政策”。“以30大集团为对象的信贷管理管制,是毫无实效的、为管制而管制的典型事例。所谓阻止‘章鱼足式扩张’和‘经济力集中’是该制度的引入宗旨,但现实中并无效果。应予废除,若确有必要,也应限于经济力集中度高的前几家集团。” 在信贷管理管制对象中位居中间的H集团会长每有机会便如此主张。此时,政府、媒体以及对大企业持否定看法的人们,往往把它当作“又一个为自身利益反复发声的人”而一笑置之。也就是并不怎么关注。更进一步,大多数人把对企业的这类管制视为极其当然之事。 但让我们再一次倾听这一主张。 “把信贷管理对象定为30大的逻辑依据是什么?” 在任何地方都听不到明确答案。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一位理事将此指为“行政便利主义的典型事例”。即毫无逻辑依据或正当性,只是观念性地、按照管制的方便从上往下切出30家集团。尤其该制度要求对象集团在新事业投资、不动产购入、自救努力等方面须取得主办银行许可,被指为阻碍民间自律的最大障碍。 S集团企划调整室的李某财务规划组长,其集团未列入大规模企业集团(以净资产为准),但因贷款额大而受到信贷管制。他反驳说:“要使资源配置与缓解经济力集中这一制度施行的名分具有正当性,就必须抛弃无视规模、以同一尺度进行管制的行政便利式思路。”他强调:“即便该制度符合明确的逻辑依据或常被提出的‘国民情绪’这一标准,投资也应交由企业自律。” 习惯于量的排序、顺应营业收入这一“量”的我们的意识,以及把它用作政策手段的现实,正产生不少问题。 以净资产为准刚刚跌出大规模集团第30位的某集团一位相关人士坦言:“为了不被列入管制对象,会不对资产进行重估,或努力削减负债。”但也必须承受牺牲。该人士表示:“因为跌出30位圈,集团形象受损,在招揽人才上遇到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正在投入集团形象广告、奖学事业等。” 演变为不信任和毫无根据的特惠争议,也是我们的现实问题。去年金泳三总统会见主要集团会长时,媒体最大的关心点就在于顺序。在我们常说的集团排序(多数情况以营业收入为准)中,对于与总统面谈顺序靠前的集团,人们会举出种种理由(如集团内有与青瓦台搭得上线的人)加以解释。靠后则又抬出另一种理由(不受青瓦台待见)。 习惯于排名次并把它用于政策的固定观念,必须尽快摆脱。当然,这种现实的相当责任也应由企业自身承担。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一位相关人士强调:“必须摆脱以营业收入为主定目标、以之作为人事标准、并把它与员工士气相联系的既有经营。”还有不少意见指出:“除营业收入标准外,应设定附加价值、人均生产率等多样标准,或像美国《财富》杂志那样区分制造业与服务业,再按行业细分来排定顺序,探索这种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