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杯足球赛上,韩国与世界最强的德国、西班牙在同等条件下交锋。因为这就是足球的比赛规则(Rule Of Game)。经济游戏也是一样。无论体力和技艺强弱如何,也就是说,经济环境已经变成先进国与后进国不得不在世界市场上同场竞技的局面。在国境崩塌、世界成为单一市场的情况下,诉说本国国情只是空洞的回声而已。在这样的经济战争中,只有有实力者才能生存。实力就是国家竞争力。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强化国家竞争力呢。 首尔经济新闻为探索强化国家竞争力的方案,邀请延世大学校长宋梓与晓星集团会长赵锡来(全经联韩国经济研究院院长)进行对谈。对谈于7月25日上午7时30分起,在首尔乐天酒店进行了两个小时。【编者注】 ▲宋校长=令人遗憾的是,最近对强化国家竞争力的关注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强度似乎有所褪色。一年前民间经济界以全经联为中心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其后政府也表明要把国际化作为国政的最优先课题加以推进,当时高涨的气氛随着时间流逝有松懈之感。 但我认为现在才是真正重要的时点。因为竞争力强化在经济状况良好时能够更有效地推进。 经济主体松懈 ▲赵会长=经济摆脱长期萧条局面、显现好转迹象后,我想各经济主体的姿态是否有些松散了。我完全赞同“从现在才开始”的说法。80年代后半期因“三低”现象经济好转时,大家都飘飘然地挥霍一时,未能把成果与强化经济体质连接起来,此后陷入困难,这样的老路绝不能重走。 ▲宋校长=从这个意义上说,首先准确把握竞争力强化的概念很重要。对状况的诊断准确,才能开出正确的处方,不是吗。谈到国家竞争力时,人们常引用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各国竞争力排名,以及其作为标准的金融、政府、国际化水平等要素。但考虑到我们所处的世界市场的经济现实,国民对企业的认识、劳资关系、企业家精神等要素可以说与这些要素同样重要。 要信赖企业家 ▲赵会长=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国民、企业等我们所有人都乘同一条船、是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未能彻底确立。首先,对企业和企业家的信赖度极差。当然,企业家中确实也有做出受社会指责行为的人。但那只是极少数,并非全体企业家都如此。 然而现实是,我们把企业家当作罪人看待。对企业的否定视角引发诸多问题。例如,政府的政策本是为了国民经济整体,却被误认为是对企业的特惠;劳动者也不考虑公司状况,要求更多分配。我认为这类现象与政府或国民对企业的视角有关。 ▲宋校长=在授课中我感到,连学生之间对政经勾结等企业问题的批评也很普遍。但是,做企业的人是否比其他阶层的人特别多做坏事,应当有根据地讨论,而不能仅凭模糊的感觉或情绪加以谴责。 经济也是一场比赛,企业和企业家是走向海外市场、与他国企业竞争的选手。那么,就像其他体育比赛一样,不应吝惜为选手加油。可是本该成为助力的自己一方却发出嘲讽、打击士气,比赛还怎么进行呢。 许多人认为我们的困难和竞争力问题是因为对手、也就是别国,但事实上是我们自己犯了绊住自己脚踝的错误。 ▲赵会长=能够走向世界市场、在与外国一流企业的竞争中取胜的强大企业有多少,可以说是那个国家竞争力的尺度。为打造强大企业,首要之务是营造让企业和企业家能够振奋奔跑的氛围。如果折断作为国际竞争主体的企业和企业家的意志与企业家精神,强化国家竞争力就只能困难重重。要提振劳动者士气的说法很多,但鼓舞企业家士气的声音却很少听到,令人遗憾。 ▲宋校长=竞争力的要素不可胜数,但对照我们的现实,其中劳资关系稳定我认为最为重要。如今经营学把生产要素由过去的资本、劳动、土地三大要素增加两项、列为五大要素,其中之一就是组织氛围、团队合作,即所谓企业文化。依企业文化不同,生产性等竞争力有很大差异。 例如福特汽车公司,英国和德国的工厂技术相同、设备相同,生产性差距严重时竟达50%。这源于两家工厂企业文化的差异。从这一点看,在我国劳资纷争如同年度例行活动般发生,实在是一种奢侈。造船产业方面,日本几乎到了举手投降的程度,但随着我国企业劳资关系变得不稳定,日本又重新崛起,今年接单量已超过我们,这一事实印证了劳资关系何其重要。 ▲赵会长=我国劳动者的工资已处于相当高的水平,但多数国民只想着过去贫困年代的事,仍未认识到这一点。把外国与我国的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对劳动者收入的比率作比较,就容易明白我们的工资水平如何。92年美国人均GNP为2万3千7百美元,劳动者平均年薪2万4千4百美元,比率为1比1·03,日本为1比1·18,新加坡为1比0·74,相比之下我国为7千美元、1万2千2百美元,即1比1·75。结果,假定劳动者生产了全部GNP,外国劳动者所得与自己生产的相近甚至更少,而我们却拿走将近两倍。工资水平就是这么高。因此虽然呼吁抑制过度的工资上涨要求、通过提高生产性来提升竞争力,却撞上“劳动者收入低所以要帮助他们”的固有认识之墙,最终只落得空洞的回声。 劳动运动须改变 ▲宋校长=就我国而言,从工资相对较高的工作场所纷争频发这一现象看,我们的劳资问题并不只是工资等福利层面的问题。如今时代状况已变,我认为劳动运动的方向也应改变。若不能确立并非劳资对立而是协作与团队合作的关系,强化竞争力和进入先进国行列将遥不可及。 ▲赵会长=企业应把劳动者视为经营的伙伴,努力改善劳动条件、提高福利,劳动者也应自我节制,不提超出公司能力的要求或介入人事、经营权等违背原则的要求。劳资双方都需要遵守“比赛规则”的姿态。 ▲宋校长=重新确立政府角色也十分紧迫。政府曾发挥经济发展火车头作用,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但经济环境已变化到与过去无法相比的程度,其角色当然也应改变。事实上这个问题十多年来一直被提起,政府也承认其必要性,但只是口头上说说,实际并无改变。现在应尽快把“政府牵引经济、民间跟在后面的结构”调整为“民间在前、政府在后推动的支援部队”。 ▲赵会长=政府必须尽快摆脱事事指导、管理的惯例。虽然一有机会就提出放宽行政管制,但只是说说而已,企业无法切身感受。只应保留在国际化层面可被认可的管制。在市场国境崩塌的情况下,仍继续推行在外部行不通、只对我国企业适用的管制,这与强化竞争力背道而驰。 ▲宋校长=对于让经济活动顺畅进行所必需的部分,管制应予维持或强化,但无用的管制应依竞争逻辑果断解除。美国、德国等先进国也在朝这个方向走。可我们却是对特定行业、特定企业加以管制或予以帮助,“某人不能做这个、某人可以做”,政府介入过于具体和深入,引起特惠争议,阻碍了民间的创意与竞争。 ▲赵会长=对30大集团的贷款管理管制,是毫无实效的“为管制而管制”的代表事例,缩减适用对象企业十分紧迫。防止经济力集中和章鱼足式扩张是这一制度引入的宗旨。然而从30大集团整体的营业收入和资产规模看,前2家集团、再稍扩大到5大集团的占比,营业收入方面83年为26·14%(5大集团58·98%)、88年37·55%(65·34%)、93年39·22%(66·63%),资产规模方面82年为23·2%(5大集团47·1%)、87年27·1%(53·6%)、92年30·9%(54·9%),持续扩大。 紧迫缩减“财阀”范围 相反,6~10大集团的营业收入占比从83年的16·42%(11~30大集团24·6%)降到去年的15·2%(18·16%),资产规模占比从82年的23·2%(29·7%)降到92年的19·8%(25·4%),持续减少。结果,经济力集中本是少数几家集团的问题,却造成了使对国民经济发挥重要作用的其余大多数企业经营活动萎缩的副作用。因此应废除该管制,或者若确有必要,也应限定在经济力集中度高的前几家集团,其余的应予放开,使其能自由地开展企业活动。 ▲宋校长=如果说振奋企业意愿与劳资和平是短期课题,那么金融与教育部门的改善就是长期课题。地价、人力成本高,钱的价格(利率)也贵,在这种情况下要具备竞争力,事实上不是不可能吗。关于教育问题,对于“大学是我国最大的不良品生产地”这一批评,作为教育者之一我感到责任。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学校学了十年以上英语却无法沟通,进了企业还要重新学英语,做着如此低效的教育,会有这种说法也不奇怪。但提高教育质量单靠大学的力量有限,需要政府和企业的支援。 凝聚总体力量 ▲赵会长=利息比竞争国高出2~3倍,筹钱也很困难。虽然常谈技术开发、自动化投资等的必要性,但并非企业不懂,而是状况如此,撞上了极限。需要政府、金融机构不断努力。 希望大学以具有实用性的教育,培养出在任何状况下都能适应的所需人才。企业也在产学合作层面积极推进强化对大学的支援。 国家竞争力是比较国与国的竞争力,因此它不是别人的东西,而是全体国民的东西。因此政府、企业、国民都应在“自己是韩国股份公司一员”的认识下,忠实履行各自的角色,凝聚国家的总体力量。 宋 梓 (延世大学校长) 赵 锡 来 (晓星集团会长)
1994-08-03 | 정리=李賢雨
首尔经济新闻创刊34周年特辑 强化国家竞争力对谈 经济条件转好〃当下正是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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