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08-01 | 서울경제

[迈向开放社会 积极支援共同参与] 朝鲜半岛经济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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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泳镐 <庆北大学教授> ■简历 ▲1940年生于庆南陕川 ▲毕业于庆北大学经商学院经济学系 ▲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博士 ▲庆北大学经商学院教授兼东京大学教授 ▲1992年获茶山经济学奖 ▲著有《东北亚经济圈的形成与韩国技术分工战略研究》《丁茶山的科学技术思想》等多部著作 冷战终结并未立即带来“和平红利”,反而正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所警告的“冰层破裂之时最危险”,其所指的似乎正是南北韩关系。面临“冰层破裂之危险”的南北韩关系,在功能上似乎经济的逻辑比民族的逻辑更为重要。尽管南北之间政治紧张持续维持乃至扩大,但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却反而不断增强,由此可见如此;而若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扩大反过来将成为化解政治冲突结构的有力手段这一展望来看,更是如此。 金日成死后,南北关系反而显现出政治冲突进一步加深的迹象。这或许是南北双方当局战略不成熟的结果,但从长期看,可视为冰层破裂之时局面的一部分。 朝鲜在部分开放政策上,以其自身方式付出了不少努力。仅从设立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并公布多达16项相关法案来看,就不能低估其决心。 〃破裂之时最危险〃 金正日早已表示“建设自立的民族经济决不是关起门来搞经济建设”,提出了使自立民族经济与对外开放并存的逻辑。随后,对外经济合作推进委员长金正宇表示“自立民族经济路线反对经济上受他国支配,但并不排除合作关系”。前副总理金达玄则表示“有必要通过设立特区,更出色地建设自立的民族经济”,表明对外开放是“民族自立经济”的积极手段。 同时,在南北经济合作问题上,朝鲜也提供了法律支撑。以往的合营法对参与合营的资格表述为“以在日朝鲜工商人为首的居住在海外的朝鲜同胞”,而最近的“合作法”则表述为“居住在共和国之外的朝鲜同胞”,为与韩国的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据。进而,在1992年于平壤举行的图们江开发会议上,副总理金达玄曾表示“希望南方企业最先前来投资”;据称最近金正日还指示在保留韩国商标的情况下进口韩国商品。 数日前(7月24日)出席由中国吉林大学主办的东北亚经济合作研讨会的朝鲜代表断言,目前阻碍南北经济合作的不是朝鲜,而是韩国政府,并强调应扩大南北经济合作。 之所以努力梳理朝鲜这一系列开放举动及其对南北经济合作的立场,是因为想在金日成死后南北关系再度恶化的迹象中,明确经济逻辑得以介入的空间及其可能性。 如今,是否反而正是经济出面来扭转局面的时候呢。 但随之而来还有一个问题。朝鲜的立场是只开放、不改革,即没有改革的开放论。中国在新宪法中标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事实上市场经济也已有相当程度的推进,使中国各经济特区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被市场经济体质所消化。 然而朝鲜即使在新宪法中,依然坚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自立民族经济的基础”。因此,中国以市场经济方式处理的部分,朝鲜则以“青山里方式”和“大安方式”来处理,而这部分正是朝鲜低效率的根源。 没有改革的开放 若维持这样的体制而设立经济特区,由于对特区中的资本主义要素缺乏免疫力,导致体制崩溃的危险性很大;而若要阻止这种危险,就只能限制外国企业在特区的活动,如此一来作为投资地区便失去吸引力。我认为解决这一困境的出路只有朝鲜进行市场经济型改革。 事实上,笔者1992年5月走访朝鲜农村和城市时,看到与集体农场的低效率形成对照,各农户的自留地经营得合理得令人难以置信;并且看到以这种自留地为代表的私人生产所连带的农民市场,以及城市地上市场的可能性,为之惊讶。朝鲜的8·3消费品运动也与这种可能性相连。因此,把这些地下经济部分引到地上经济并给予制度支撑,或许比什么都重要。 布罗代尔早就提出过这样的见解:市场经济可以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封建主义等任何体制相结合,问题在于如何以资本主义方式和社会主义方式克服市场经济的局限与失败。 我想强调的事实是,南北真正的经济合作,在朝鲜比开放政策更进一步的改革政策下才更有可能。 欧盟型·香港型 今后作为南北经济合作的模式,欧盟型与香港型受到关注。欧盟型具体而言是南北之间部分合作(整合)=设立南北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全面一体化的阶段性接近论。间接贸易—直接贸易—委托加工—先行性试验投资—正式投资的阶段也很现实。香港型是指以香港为据点的华侨资本与以深圳为据点的中国低工资劳动力相结合,从而恢复价格竞争力的模式;韩国企业同样可以期待通过与朝鲜低工资劳动力的结合来恢复价格竞争力。 我想强调的是,南北经济合作的推进既能恢复韩国企业的竞争力,又能减少未来的统一成本,同时也是阻止外国企业抢占朝鲜市场、提前实现统一的途径。统一成本再高,也比分裂的成本低;经济合作的成本再大,也小于经济合作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