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08-01 | 李炳浣

建立统一经济学 <上> 韩朝关系的决定因素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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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视为处于视距之外的统一问题,正逐渐走近我们的地平线之内。 特别是今年以来南北首脑会谈的决定与金日成去世、以及金正日体制的登场、近期接连发生的朝鲜权力层姻亲归顺等,伴随着南北问题正以超越单纯预感的局势变化临近的期待与忧虑。 无论统一是骤然到来,还是南北分裂状况延续至21世纪成为长久关系,决定南北关系的关键都是经济问题,众多专家的看法一致。 曾任总统直属咨询机构21世纪委员会委员长的李相禹教授(西江大)指出:“经济将在决定南北今后关系中发挥最重要作用”,“朝鲜的经济困境正是短期内迫使他们放弃其统一政策(对南赤化)的基本条件”。外务部长官韩升洲也曾对此表示赞同。 据统一院和韩国银行等专业机构分析,朝鲜GNP(国民总产值)自1990年约231亿美元起每年持续负增长;1990年当时相当于韩国GNP(2379亿美元)十分之一水平的朝鲜GNP,预计到2000年差距将扩大至二十分之一水平。即韩国GNP的5%就相当于朝鲜GNP。 这不能不说是一组显示为迎接我们所追求的统一、我们的经济路径将承担何种课题的数字,也显示了为何需要统一经济学的准备。 单纯的GNP对比显示,尽管我们并不希望,但朝鲜崩溃与吸收统一无法完全排除;即便不然,也足以显示我们为统一该做什么、如何做。 东西冷战体制的崩溃、德国统一、前苏联的改革,其决定性因素最终都源于该体制的经济破产。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科学性败给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无序与混乱。 日本著名作家渡部升一教授(上智大)在其近著中极为贴切地指出了社会主义体制的局限:“若不容许制造物品的喜悦、销售物品的喜悦的状况长期延续,创造性便会死亡。那种体制所产出的只有武器。俄罗斯有竞争力的出口品只有武器。” 同样的比喻与指摘也可适用于朝鲜。 对我们而言幸运的是,得以在南北分裂状况下客观认知这一世界史经验。因为若在依然的冷战状况中、尚未确认社会主义实验的结果就迎来南北局势变化,我们对自身经济体制的信心或许会减半。 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与改善”是统一经济学的选择,这一点已无再议余地。 然而细究起来,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如同南北分裂一样,与其说是意志的选择,不如说是被迫的选择。这意味着其中存在诸多不合理、勉强与强制,课题与改善余地堆积如山。 如今要求新的方向选择与意志。有人指出,无论短期还是中长期,为应对将到来的统一或南北联合的未来,都需要对我们自身做严格的诊断。 围绕经济力集中、财富再分配、劳资矛盾、官僚主义与各种经济行政管制、公营企业效率化与政府角色等的讨论,仍未找到方向。 在利益集团与舆论、矛盾的摩擦声中,权宜与畸形依然延续。 若国家经营的哲学是自由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方向是市场经济,那么该划清的界限就要划清,该舍弃的就要舍弃。 即便只是部分,时代错位的阶级矛盾逻辑得以渗入,其原因之一应从政府的哲学未能伴随愿景与实践、政策指向时常摇摆中寻找。 当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市场开放与中产阶层的进取意愿受损或遭到怀疑时,便无法期许体制的健康发展。 如今该反问:税制是否以不确定的公平逻辑,只把志在增产与中产的健全阶层当作“肥羊”。 企业人士在责怪对财富的批评之前,也应反省财富积聚过程的扭曲正是对财富批评的焦点。即便如此,财富应成为希望的对象,若成为破坏与贬损的对象,便无法维持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创造性与商品性。个人的财富是市场经济的源泉。◇在高速公路收费站有序排列的出游轿车队列,是市场经济体制所展现的象征之一。但新的秩序与愿景应予补充、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