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07-22 | 金仁榮

秘录 第六共和国经济 >62< 大小悬案…在自律与开放的门槛上 ③ 乌拉圭回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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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泳三政府成立后不久,乌拉圭回合(UR)谈判即告达成,大米市场开放的年度时间表也随之确定,韩国社会在巨大冲击中陷入漩涡。与学生运动相联动的农民有组织示威日趋激烈,农村问题成为文人政府的沉重负担。乌拉圭回合谈判内容中,尤其围绕大米市场开放的争论早在盧泰愚总统时期便已开始,当时无论政府主管部门还是政界,都只强调“绝不可开放”的应然论,未能就开放的必然性及应对之策经历社会舆论汇集的过程。这一业报只能转嫁给下一届政府。 大幅接受美方要求 1990年12月初,比利时布鲁塞尔。为收尾拖延四年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召开。会上韩国代表对农产品市场开放表示积极反对。 韩方代表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毫不客气地强调:“我们不能接受(We can not accept it)。”在外交谈判中不使用如此极端表述是常识。韩国代表的发言让主导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美国代表心生不快。布鲁塞尔会谈中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破裂。 会议结束后,美国代表向韩方代表暗示:“华盛顿恐怕不会就此罢休。”布鲁塞尔会谈结束后不久,美国布什总统正式点名欧盟(EU)、日本和韩国,指责其“对乌拉圭回合的失败负有责任”。此外,布什总统还通过正式外交渠道向韩国政府致函。 收到布什总统亲笔信的青瓦台十分慌乱。并非因为担忧乌拉圭回合谈判将达成,而是因为美国正在发怒。 进入1991年新年伊始,盧总统召集紧急经济长官会议,一方面将路线改为大幅接受美方要求,一方面指示就有关发言火速派出道歉使节。 1991年1月初,政府向驻捷克大使发出紧急电文,内容为“立即前往日内瓦”。他随即赶赴日内瓦的GATT总部,向美国代表转达了韩国政府的正式道歉。这是一种道歉使节。 在以多边谈判方式进行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韩国政府甚至要向特定国家派出道歉使节才能参与谈判,外交上极为稚拙。但即便如此,行政部门内部对乌拉圭回合谈判、尤其是大米市场开放也并未形成一致意见。 正式渠道“神经战” 1990年底与1991年初的外交插曲,反而只暴露了围绕通商渠道的政府部门间积年矛盾。其中外务部与农林水产部的对立尤为严重。外务部针对农林水产部的谈判态度主张:“即便什么都不做,会议反正也会破裂,我们却抢先出头,只落得丢脸并承受更大损失”,“连外交的基本都不懂”。农林水产部方面反驳称,会场发言文句的拟定过程中外务部的专家也一同参与。 无论哪一方正确,当时政府连应对GATT谈判的正式渠道都未能系统理顺,这是事实。虽后知后觉意识到事态严重,却还要为“谁充当正式渠道”打神经战,而这场争论只暴露出政府内部连农产品市场开放战略都未达成一致意见。 政府实务人员在私下场合确曾担忧,为守住农产品到最后而在其他领域遭受远为更大的损失,但在正式场合仍高喊“大米市场绝对不可开放”。当时的气氛下,无人能公开谈及大米市场开放的不可避免性。 农民后继者代表在日内瓦GATT总部试图剖腹自杀。面临地方自治选举等政治日程的政府与执政党,无法承认大米市场开放不可避免论。 乌拉圭回合的威胁开始显性化,是在1990年7月初农产品谈判中找到达成线索之时。反对乌拉圭回合的示威连日不断。青瓦台召开紧急对策会议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 此前对乌拉圭回合漠不关心的青瓦台,向经济部门发出“你们在干什么”的责问,并指示汇报现状与对策。于是以经济企划院为中心匆忙拼凑综合对策,向总统汇报。 农民示威不断 1990年7月18日,盧总统为应对迫在眉睫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在全体经济长官出席的情况下主持紧急会议。 盧总统在会上以“对策疏忽”为由,责问李承润副总理等经济部门长官。乌拉圭回合谈判在国际上成为焦点已逾三年,政府却一直泰然自若,此时才进入紧急状态;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余波在第六共和国后期的韩国社会,超越赞成与反对之争,引发农民示威等混乱。 当时的所谓对策也是粗放随意。1990年8月TNC(贸易谈判委员会)会议之前,在最终整理“守住哪些品目”立场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实务人员会议召开。方案是把大米、大麦以及玉米、小麦、柑橘等共9个品目选为NTC(非贸易关注事项),并向GATT提交,主张这些应排除在开放对象之外。虽有意见认为品目是否过多,但考虑地区特性、若不均衡纳入便会出乱子的意见成为主流。加之部分部门实务人员揣测本部门长官的立场,例如马铃薯顾及江原道出身的趙淳副总理、柑橘顾及姜普性农林水产部长官,于是被纳入例外品目,品目自然只能增加。 开放争论炽热升温之时是1990年9月前后。盧总统称“我国农产品市场若被开放,是否有应对之策”,并指示经济秘书室拟定应对方案。 这项工作由李锡彩秘书官负责。按金钟仁经济首席的指示,李秘书官召集经济企划院与农林水产部相关人员组成特别班,着手强化农业竞争力的工作。 历经数月工作,出台了题为《乌拉圭回合之后的农政方向》的报告。该报告结论是:“除非有结构调整的对策,我国农业没有前景。”报告中包含▲停止统一稻生产▲改善流通结构等划时代对策。曾一度被研究的“秋谷收购差额补偿制”也是以该报告为基础。该资料成为乌拉圭回合达成后公布的《农渔村发展综合对策》的基础。 汇报《乌拉圭回合后农政》 政府在制定综合对策的同时着手对农民的安抚工作,但农民高涨的反对示威强度不断加大。由于乌拉圭回合谈判集中于农水产品开放,金融、知识产权等其他领域尽管将带来巨大波及效应,却被置于其次。 连学者也走在反对前列。由韩国农渔村问题研究所朴珍道所长(忠南大学教授)主持的签名运动中,全国大学教授、讲师、研究所博士等三千余人参加,邊衡尹、兪仁浩等知名教授也展开反对乌拉圭回合的运动。 政界走在反对乌拉圭回合的前列,行政部门内部对说服开放不可避免论也态度消极。民自党内也设立了“乌拉圭回合对策特委”,要求政府不得开放大米市场,议员们还飞赴日内瓦转达这一要求。 国内形势如此发展,当时在日内瓦进行谈判的外交官不得不备受折磨。李相玉大使被人起了“Mr. Rice”的绰号,四处只能谈大米。继李之后赴任日内瓦大使的朴銖吉大使,来首尔时提及大米开放的不可避免性,遭到舆论的集中攻击。 对政府而言,比起研究谈判的妥当性或达成可能性,安抚国内反弹才是当务之急。乌拉圭回合谈判与大米开放形成等式关系,在无人愿担重任的情况下,第六共和国政府只能把大米开放问题移交给下一届政府。 ◇1990年12月1日,盧泰愚总统在青瓦台听取李承润副总理关于乌拉圭回合部长级会议对策的汇报。 ◇1990年10月16日,农林水产部主办的为制定农产品谈判应对方案而举行的听证会现场。 ◇“誓死反对大米开放” 1991年11月,在首尔奖忠坛公园,农民及学生、民间在野人士等聚集,举行反对大米市场开放的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