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07-18 | 朴英惠(史學)

与名著十分钟 探究中国传统与学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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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目标是“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尤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令中国知识分子苦恼的问题是:中国为何没有科学精神。在他们看来,中国遭受西方屈辱、陷入国家存亡危机的原因就在于科学的缺失,而要救中国,鼓吹科学精神似乎是最好的办法。于此,从中国传统中寻找科学精神的种种尝试便活跃展开。 从这一视角出发,梁启超在1920年写成的这本书中关注清代考证学。考证学是对宋明理学(朱子学、阳明学)的“一大反动”。朱子学等执着于诚、心等哲学而抽象的问题,比起孔孟经典更重视朱子等人的注疏。对此,考证学呼吁关注实际而可证明的问题,主张回到孔孟原典,并痛切批判朱子学与阳明学。梁启超把这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因此,对经典真伪与经典字句讹误的严密考证得以施行,文字学与音韵学也随之一同发展。 这些考证学者的研究方法与前代学者大不相同。他们细密观察事物,抓出可能成为问题之处,然后搜集一切可搜集的资料以证其真伪。不因有一个证据便立刻定为定论,而是在证据积累之后才承认为定论。若出现有力的反证,则废弃该说。这与现代科学的归纳法相同。他们又在意见不合时不惮相互论争,弟子驳斥老师、儿子指出父亲学说谬误的景象,也是这种科学精神的产物。 开启这一中国学术文艺复兴的人是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顾炎武从批判明末盛行的阳明学出发,开始攻击当时被视为禁忌的朱子学。舍弃空虚的理学、回到经典,立说必有证据,做实用之学,这些都是他的主张。他在经学、金石学、地理学、考证学等各方面造诣深厚,是奠定清代学问基础的人物。 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中提出了惊人的主张:中国人视为神圣的古文尚书(书经)是东晋时伪造的赝品,并加以证明,使世人不得不接受。自汉武帝把儒教定为国教、把六经经典化以来,对其加以批判一直是禁忌,而到阎若璩,经典终于也成为批评的对象。继此之后,胡渭著《易图明辨》一书,指出朱子学者所说的无极、太极、河图、洛书等与周公、孔子毫无关系。这三人给中国学术界的冲击,堪比19世纪中叶欧洲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法国人勒南的《耶稣传》给基督教世界观的震撼。 清初学问关注现实、重视经世致用,与被异族女真人夺去国家的汉族知识分子重建明朝的强烈欲望有关。然而清朝日益兴起,加之对反抗的知识分子施以可怕的镇压(文字狱),知识分子便放弃地理学、历史学等对现实政治敏感的学问,仅埋头于经典字句的考证以图自保。于是到清中期,学问多少失去活力,众多学问之中唯有考证学格外发展。但在其科学的严密性方面则更有进步。惠栋、戴震、段玉裁等是这一时期值得记住的学者。 清末面对西方外压,今文学派兴起,攻击逃避现实政治的考证学。他们都是在政治上积极的人物,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为其中心人物。他们反对只按字句解释孔子所著史书《春秋》的古文学派,主张孔子真正想说的是现实政治的改革与革命,虽未直接明言,但必须解读出隐藏在《春秋》中的孔子这种大意(微言大义)。 其中康有为尤其通过《新学伪经考》一书,认为《周礼》《左传》《诗经》的毛氏传等,都不过是当时的硕学刘歆为使灭亡前汉的王莽掌权合理化而伪造之作,这给以这些经典为中心开展研究的正统考证学派以巨大打击。此后他转变为思想家、政治家,把西方强盛的原因归于基督教,并试图创立以孔子为教主的孔教。据此,孔子被宣传为改革家、革命家,《春秋》被宣传为主张世界革命的书。这类主张对推进中国的改革有所帮助,但从学术立场看,却损害了清代考证学积累起来的严密性与客观性。◇国内译本:骊江出版社出版 ◇梁启超 ▲1873~1929 ▲中国近代政治家、学者 ▲因1898年主导的戊戌政变失败,流亡日本、夏威夷等地 ▲代表著作:《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被梁启超重新解释为改革家、革命家的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