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共和国的股市提振措施“12·12措施”究竟有无必要?当时的股市状况是否使这种超越法律的干预不可避免?而且这一措施是否真的使股市摆脱了崩盘危机,对股市发展又有何帮助? 对于这一破格的股市提振措施,日后政府机构、金融机构、机构投资者、普通投资者等相关各方均给出了各自不同的评价。 此外,当时在青瓦台和财务部任职、直接或间接参与该措施的当事人的证言也大相径庭。部分当事人主张,正是因为这一措施,我国股市才摆脱了大崩盘的危机;而认为该措施不当的部分政策当局者则主张,自己事先并不知情,即便知情也曾极力劝阻,但力不从心。 1989年12月12日,大韩商工会议所会议室。财务部长官李揆成召开记者会,发布12·12股市提振措施。这是一项敞开韩国银行金库、在股市稳定之前无限量支持股票买入资金的巨型措施,内容包括:▲时价发行折价率自主调整至30% ▲客户存托金利用率由1%提高至5% ▲扩大机构投资者等。 上调存托金利息 12·12措施实际上是财务部在未与经济企划院和韩国银行事先协商的情况下单独决定的。李揆成长官直接致电副总理兼经济企划院长官赵淳和韩国银行总裁金建,说明了措施内容。赵副总理和金总裁只是听取说明,并未反对。不过青瓦台经济秘书室对此问题表达了不同看法。 关于发布当时未与青瓦台乃至相关部门事先协调,李长官这样说道。 “股市政策利害关系极为敏感,且必须保密,因此须由主管长官负责作出决断,责任也应由主管长官承担。这是在财务部内部经过充分讨论后由我决定的。” 对12·12措施的事后评价大体是负面的。当时任副总理的赵淳后来也评价12·12措施“不能说是做得好的事”,财务部也曾提出内部分析称“一系列股市提振措施只起到了延缓股价下跌速度的效果”。 这一提振措施让投资信托公司背上了巨额负债。尽管用了强力的药,三个月后股价又跌破措施发布当时的水平,并且更为严重地破坏了证券市场的自律功能。 尽管存在这些批评视角,当时的实务当局者仍强调,当时的状况只能采取这种猛药处方。 当时股价处于持续暴跌的状况。证券投资者们叫喊“股市都在崩溃了,政府在干什么”。把钱交给投资信托的投资者之间出现了要求退钱的赎回潮。媒体使用“股市崩盘”、“金融恐慌”等字眼攻击政府的政策缺位,弥漫的不安心理更加助长了抛售现象。 财务部也必须拿出某种提振对策。但苦恼的是力度该有多大。 以李长官的行政风格而言,他反而倾向于回避积极的股市提振对策。 他在12·12措施数日前指示证券局长金耕宇制定提振对策,金局长多次推出提振措施,但都没有药效。 瞒着韩国银行决定 尽管多次推出提振对策,股市暴跌之势仍在持续,尤其是11日开市同时又接连暴跌,李长官的心动摇了。一连串股价暴跌事态有可能演变为金融恐慌。李长官召集了财务部内所有曾任证券局长的干部,听取各自对当前股市状况的诊断以及对是否动用韩国银行支持的意见。 财务部干部中,认为照此下去股市将走向严重崩溃局面的危机论占主导。只有主管局长即证券局长积极反对,称“不能采用特别融资那样的猛药处方”。 李长官借干部会议之力,将当初证券局制定的温和提振方案作废,决心采取包括韩国银行支持在内、力度高得多的措施。12·12措施在财务部拟定的背景便是如此。 1989年底,卢总统也对股价涨跌表现出深切关心。总统认为股价下跌在政治上对政府执政党也不利。自然,辅佐卢总统的文熹甲首席秘书在股价大跌之时一天也要查看三四次综合股价指数,青瓦台的这种气氛不可避免地影响主管部门构想强力的股市政策。在这种条件下,无论谁当长官都不可能不谋划提振对策。 〃须放下对股价的关心〃 第六共和国初期,证券政策主管者中乐观论占主导,认为股市下跌是暂时的,只要金融机构等机构投资者支撑一段时间,恢复稳定不成问题。财务部实务人员中没有人预测到股价会那样大幅下跌。综合股价指数年涨幅1987年为93·8%、1988年为70·5%,因此政策当局者担心的是如何平抑股价暴涨现象。 就连拟定并发布12·12措施的财务部长官李揆成,1989年初也曾表示“在股价暴涨的社会中无法期待正常的经济行为”,并称“将进行规制,使股价涨幅年均不超过30%”。随着股价剧烈波动,农民卖牛参与股票投资,上班族在工作时间也坐在证券公司营业厅里只盯股价。 然而1990年初经济团队大幅改组后,包括卢总统在内,青瓦台的想法发生了变化。“12·12”这一高剂量处方已经未见多少效果。金钟仁议员就任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后,向卢总统表明了自己对股市问题的看法。 “经济好转,股市自然就好;硬要让它好,只会产生副作用。尤其是总统若关心股价涨跌,官僚们就无法推行正常的政策。今后半年左右,总统应对股价动向完全不予理会。经济首席秘书室汇报时也会把股价动向删去。” 接到金首席秘书汇报的卢总统表示“就那么办”,予以同意。 这是1990年3月的事。李承润经济团队上任不久,贸易协会顾问琴震镐与证券协会会长姜声振一同前往青瓦台拜访卢总统。琴氏凭借与总统的特殊关系,不分领域都能直接会见总统并提供咨询。 卢总统事先叫来了经济首席秘书金钟仁。 “听说证券协会的人要来,他们会说什么话呢。总统该如何对待他们?” 金首席秘书对总统的提问给出了办法。 “他们肯定会谈股市提振对策的问题。但在现阶段,为抬高股价而采取人为的提振对策并不可取。无论他们提什么建议,绝对不能答应。” 跌至400点线 正如金首席秘书所预料,两人的来访是为了促使总统就股市提振对策作出决断。卢总统在他们还没能好好开口谈股市提振之前就把话说死,斩钉截铁地说“要谈那种事就请回去”。 遭遇意外的琴氏走出青瓦台后给金首席秘书打电话,露骨地表达了不快情绪。 “经济首席秘书好像对总统就股市说了这个那个,能这样吗?” “有什么不对?我坐在这个位置上要做的事,不就是向总统提出那样的建议吗?我只是把我判断为正确的话对总统说了而已。” 即便动用了包括韩国银行无限量支持在内的强力提振对策,股价三个月后仍然趴下,证券业界于是推出琴氏另寻提振对策。 财务部长官郑永仪同样非常忌讳政府对股市的人为提振。当然,郑长官在任期间股价暴跌也反复出现,每次都动用了各种提振对策,但与以往相比已十分慎重。 第六共和国时代的股价一度突破1000点,后来跌至400点区间。这一股价走势反证了第六共和国的经济状况:从政权启动时的三低景气出发,随后景气恶化、泡沫破裂,一路持续下行。被评为第六共和国股市政策中代表性失败之作的12·12措施,是在未认清泡沫经济实情的状态下作出的。 ◇第六共和国期间股价动向 ◇第六共和国末期1992年8月,股价跌至400点区间。 ◇1992年,投资者在营业厅贴出大字报,抗议第六共和国政府的股市政策。
1994-07-15 | 金仁榮
大小悬案…站在自律与开放的门槛上 ② 秘录 第六共和国经济 >61< “12·12扶持措施” 青瓦台每日核查股价成负担〃猛药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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