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07-01 | 朴成勳 (대외경제정책연구원 책임연구원)

投稿 德国统一的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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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实力逻辑”失败 日前我们从象征性地代表朝鲜半岛分裂状况的板门店传来一则重大喜讯。即就分裂后首次举行的南北首脑会谈于7月25日至27日召开达成了原则性共识。事实上,第一次南北首脑会谈有望为化解过去数月因朝鲜核开发而在南北之间、以及围绕朝鲜半岛的国际形势中不断加剧的尖锐紧张提供极为重要的机会,因而不仅得到南北居民、也获得全世界舆论的有力支持,堪称意义深远的事件。如今我们应密切关注第一次南北首脑会谈的结果,并着手制定依据具体政策方案付诸实施的细化计划。在推进这项工作时,尤其德国的统一经验可为我们提供诸多启示。 就西德而言,其统一政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首先,第一阶段即阿登纳总理时期(1949~1963),统一政策由“哈尔斯坦原则”主导,即西德不与同东德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建交。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东西德双方均将本国体制的优越性摆在前面,力图在冷战体制下以实力逻辑实现统一,从而使两德间的紧张趋于尖锐。在我们的情况中,可以认为直到1980年代末都采取了与此类似的政策。第二阶段勃兰特总理时期(1969~1974),在积极推行东方政策的同时,统一政策方向也大幅修改,确立了与东德接触、和解、承认的基调。 首先,1970年两度实现了东西德首脑会谈,并促成了关于柏林的四大国协定(1971·9)、两德间一般协定(1972·5)等一系列协定的签署,以实现两国和平共存、深化扩大经济关系及对东德的经济支援。此外,在此基础上于1972年12月签署以两德关系正常化为主要内容的“基本条约”,为化解分裂后20多年的敌对关系作出了决定性贡献。这随即发展为东西德同时加入联合国(1973·9),两国并于1974年分别在各自首都波恩和东柏林设立常驻代表部,实现了实质性的关系改善。 推进关系正常化 就我们而言,期待通过第一次南北首脑会谈,能够确立与成为德国统一基石的勃兰特总理统一政策基调相似的关系正常化气氛。勃兰特总理的统一政策基调经施密特总理时期(1974~1982),也被认为为统一政策第三阶段的科尔总理时期(1982~现在)的统一政策所继承。在此背景下,科尔总理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突然到来的统一机会面前,通过数次东西德首脑会谈以及纳入周边四大国的“4+2会谈”等说服相关国家,从而实现了完成统一的政治外交伟业。也就是说,就德国而言,自1970年代初期起便通过直接对话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持续推行实质性的关系正常化政策,而这种循序渐进且一贯的统一政策成果,在1989年末以柏林墙拆除这一具体结果呈现出来——这一事实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统一冲击大体克服 统一约经过4年,德国尤其在统一初期不得不在经济层面经历诸多冲击。为重建东德经济而投入的巨额公共财政支援与民间部门的新增投资,一方面使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大幅扩大,另一方面导致流向西德的资源分配大幅缩减;加之担忧通胀的联邦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实行高利率政策,西德经济在1993年初还经历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但这种初期冲击,对于在彼此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发展了数十年的东西德经济实现整合而言,可说在某种程度上难以避免;而近来统一德国的经济似已在短时间内克服这一局面,恢复到可被评价为已奠定稳定增长基础的程度。 除经济层面之外,统一德国在社会文化层面出现的“统一冲击”——伴随体制转型而来的东德居民的文化冲击、因西德居民统一费用负担扩大而形成的批判统一氛围,以及由此引发的东西德居民间隔阂扩大等形态——也可评价为近来大体已被克服。 就我们而言,在评价上述德国统一初期出现的各种问题时,似乎持有超出必要的负面视角,因此亟需转变思维。当然,朝鲜半岛的状况在许多方面与东西德不同,认为南北首脑会谈本身就能直接通向统一的草率判断亦为大忌。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南北首脑会谈从短期看可成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改善南北关系的第一步,并由此恢复民族同质性;而这从中长期看也可成为实现我们统一大业的基石。 应摒弃负面视角 如今迎来第一次南北首脑会谈,我们应以谦虚而更为客观的视角评价德国的经验,并以此为契机重新确立我们的统一政策基调。尤其现阶段应判定为:必须摆脱因在经济层面过度高估“统一费用”负担而形成的对朝鲜半岛统一的消极态度,努力制定能够在更为积极的层面推进统一政策的具体政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