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86 ▲美国历史学家,专攻古代社会经济史(奴隶制) ▲英国学术院院士 ▲代表著作:《奥德修斯的世界》《古代奴隶制与现代意识形态》 乘坐时间机器进行时间旅行,是电影常见的主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描绘因两个时代的文化差异而发生的种种事件。假设现代人造访了古罗马社会。此时,对经济现象的基本认识会没有差异吗?用货币购买物品、向他人借钱等行为,在两个时代都存在。然而古代没有银行,常设市场也很少见。主张对经济的认识是相同的,反而显得奇怪。 芬利主张,古代社会实际上是没有“经济”概念的社会,我们必须承认存在另一种依照与当今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运作的生活方式。因此,他所写的《西洋古代经济》中,完全没有出现通常经济史教科书中会作为标题的工资、价格、市场、货币等条目。 本书各章标题为:古代人与古代经济、身份与地位、主人与奴隶、地主与农民、城市与农村、国家与经济。看章节标题,本书的书名似乎叫《古代社会》比《古代经济》更为妥当。在这一点上,芬利与我们的常识分道扬镳。也就是说,古代经济具有与古代社会相称的内容。不能因为古代与现代都有货币这一相似性,就把现代的经济逻辑套用于古代。正如古代与现代的民主主义政治体制虽呈现形式上的相似,却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不是吗?芬利作为古代史学者,是国内大众也颇为熟悉的少见人物。1912年出生于美国的他,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构筑了对古代社会的社会经济史立场。20世纪50年代为躲避麦卡锡风潮而迁往英国后,他倾向于对古代社会的韦伯式解释。本书忠实地遵循韦伯的主张:古代城市基本上是消费城市,古代社会的军事·政治取向极大地规定了古代经济的存在样态。更准确地说,本书正是为了系统地构筑这样的立场而写成的。 芬利在第1章中明确指出,此处所论的古代经济排除近东地区。因为近东与希腊·罗马必须用完全不同的概念来分析,而这一差异的重要部分与自然条件有关。从这一点看,将该译本书名定为《西洋古代经济》是十分恰当的。 第2、5、8章说明了对古代社会的韦伯式解释非常妥当。他主张,在分析古代社会时,身份比阶级更有用,而社会地位的概念又比身份更有用。用他的表述,地位虽是“含有相当心理学意涵、模糊得令人惊叹的词语”,但反而更好地表现了古代社会的面貌,这就是他的主张。按生产资料划分阶级,概念虽然清晰,却会犯下把大地主与小作坊主归为同一阶级之类的错误。 把古代社会划分为城市与农村时,城市本质上是以背后农村为基础的消费城市。该城市的消费力取决于特产(农产品)、旅游资源、政治力、军事力等,制造业几乎没有产生影响。此外,信用货币之类的制度并未发展,国家也未实施统一铸币或调整地区间汇率之类的政策。国家也从未为扶植商业而调整租税政策、实行初步的经济政策,进而,胜利的战争也并不一定在经济上划算。 芬利的独到主张概括于第3、4章。这里论述了构成古代经济核心的奴隶制的形成与衰退。在古代社会,全部劳动力并非都由奴隶充当,奴隶也并不一定是最底层劳动力。奴隶只是广泛存在的依附性劳动的一种形态。芬利主张,奴隶是在古代社会难以仅靠既有的依附性劳动充足劳动力、从外部补充劳动力的过程中出现的形态。他还反驳说,认为奴隶制收益性或生产性低下的主张缺乏实证根据、纯属胡说。当时的奴隶主除奴隶制之外并无任何替代方案。能与奴隶制竞争的替代方案是租佃制,但无法与可通过“警察式管理”提高劳动时间或效率的大规模奴隶制相比。小农由于土地所有规模小,只能通过劳动投入的极大化而非高效经营来谋求增产。无论从哪方面看,奴隶制都没有收益性低下的理由。 尽管如此,奴隶制还是衰退了。芬利以独特的方式解释这一点。2世纪左右,国家为充足因浪费性支出或军事支出而增加的财政需求,加重了对土地的负担,而这一负担大部分转嫁给了下层民众。由此下层民众的身份持续下降,随着其依附性增强,因奴隶供给中断而产生的不足,就不必非用另外的奴隶来填补了。于此,奴隶制自然而然地被隶农制所取代。 这与另一种解释方式有所不同:因奴隶供给中断而收益性恶化的大土地所有者试图将其转嫁给平民,帝国边疆出现的战争等不安因素则通过平民的投托强化了依附关系。哪一方更妥当有待今后研究阐明,但他将古代经济置于与古代政治·军事层面的密切关联中加以分析的尝试,就其自成一格地追求整体史而言,值得高度评价。 ◇国内译本:池东植译·民音社大宇学术丛书 书评:李南姬(圣心女子大学讲师·西洋史)◇M·I·芬利(Moses Isaiah Finley)
1994-06-13 | 서울경제
与名著十分钟 西方古代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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